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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第5页）

蒋介石十分重视情报工作。

当他获悉冯、阎出现矛盾之后，遂改变战略：西线采取防守并进而拖垮冯玉祥西北军的战略，东线集中优势兵力打垮进占山东的晋军的方针。

也就是李立三在决定实施全国总暴动计划、并批评周恩来右倾的8月1日，蒋介石在津浦线对阎锡山的晋军发起了总攻。

晋军难以抵御，很快就被逼退到泰安一线。

待到8月15日，蒋军袭占山东省会济南。

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于8月21日一乘坐飞机到达济南，亲自指挥大军北渡黄河，乘胜追歼逃散的晋军。

这样一来，冯玉祥的西北军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如果说李立三“左挤倾错误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从客观上错误判断了蒋、冯、阎中原大战，使得他那过热的主观意识无限膨胀；那么一旦中国革命的客观载体——蒋、冯、阎中原大战发生了逆转，他那过热的主观臆想，遂在这骤变的客观形势面前碰了壁。

因此，他那近似发烧的“左”

倾盲动思想也必然会自动降温。

接下来，他不得不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恰在这时——李立三尚未完全清醒的时候，周恩来自苏联回到了东北，他先坐火车到达大连，再搭乘轮船于8月19日或20日到达上海。

周恩来是一位组织性与原则性极强的共产党人。

他回到上海以后，尽管迎接他的李立三、向忠发不是首先向他介绍国内的情，而是向他提出质问，可他并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作法，立即向李立三、向忠发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宣读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行要求李立三等同志承认错误。

相反，他分别找当时党的主要负责同志向忠发、李立三谈话，在全面了解了李立三等所犯的错误以后，再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把他们说服了。

诚如前文所述，李立三会如此快的承认错误，除去周恩来的耐心的工作以外，那就是国内的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那一套狂热的革命构想就要变成明日黄花了！

这时，瞿秋白尚未回到上海，周恩来应该做的一是了解情况，再是向中央政治局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

另外，他随着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化，认识到“几年，中共中央一直把城市工作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而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抱着轻视的态度，并曾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把周恩来此前提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主张斥为‘割据观念”

’是错误的；另外，他通过与李立三、向忠发等同志的交谈，初步看到李立三等同志这次犯错误的原因，依然是坚持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把胜利完全押在城市暴动上。

换言之，还是在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这个原则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错误。

因此，他在8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着重讲了建立并发展革命根据地问题：“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的有力的发展。”

“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

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广大基础，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

“中央过去特别指出割据的错误，因此对于根据地这一点确实注意得比较少。

我回国后，与特生（向忠发）、柏山（李立三）两同志谈话后，都认为这是工作中的缺点。”

实事求是地说，向忠发、李立三在他们狂热的暴动构想行将失败的前夕，能够在革命根据地问题上有所认识是一大进步。

自然，我们也从他们的进步中看到：“周恩来在引导全党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是走在前列的，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李立三同时代的人都说：李立三的性格是一团火。

他犯错误是大张旗鼓的犯，他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也是光明正大的改。

搞阴谋诡计他是不会的。

他听了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指示精神后，又认真地思索了周恩来对他的批评，很快就认识到自己错误了。

8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周恩来的报告的时候，李立三讲：“听了伍豪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

他回顾过去“中央特别注意全国工作的配合城市无产阶级武装的准备，当然亦没有放松苏维埃的工作；国际的指示精神特别加紧苏维埃的巩固、红军集中，然后争取中央城市。

这一着重点确是不同。

这一不同从哪里发生？这还是在发展不平衡这点上发生。”

“我们如仅注意弱点，而不利用优点，确是不妥当的，至少我个人过去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