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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6（第12页）

据史记载：在这期间，王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曾经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疗养院居住，也曾经到尼姑庵居住，当过数天的当代的张生，所不同的是，他在留居尼姑庵期间，不是与当代崔莺莺谈情说爱，而是与妻子孟庆树为了安全问题经常拌嘴。

善写打油诗的王明还留下了当年写的这首小诗《尼庵小住》：“警犬见踪何所之？尼庵同隐学禅师。

党人本领通天大，结伴神仙鬼不知。”

蒋介石不仅深谙有军就有权的传统的治国之术，而且还十分重视舆论工具的作用。

在这期间，他一方面集结强大的兵力，继续准备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三次军事“围剿”

，妄图一举消灭日渐壮大的红军；另一方面，他利用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大造舆论，希冀动摇、瓦解白区地下党，尤其是设在上海的地下党中央。

蒋介石一声令下，国民党的电台、报纸天天都在报道：某某地方的共匪被国军消灭，某某中共要人弃暗投明、归顺中央。

再加上国民党的宣传部门有意利用一些共产党的败类、软骨头大作文章，在社会上的确造成了共产党已经不复存在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人相继离开了党，还有一些败类卖身投靠蒋介石，使得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二连三地遭到破坏，使得一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相继落入敌人的魔掌，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其中，对周恩来震撼最大的是杨饱安等同志的被捕。

杨饱安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在国共两党中都有很高的威信。

早在八七会议之后，由于瞿秋白等犯“左”

的错误，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致使杨安受到了不公正的处分——撤销其中央监委，并且一直未给予平反。

可是，他依然无怨无悔默默地为党工作。

1929年，“由于党的印刷所遭破坏，杨鲍安被捕。

这时，周恩来时常冒着白色恐怖，去看望杨鲍安的母亲和家人，并大力组织营救。

杨袍安幸因没有暴露身份，在提篮桥监狱关禁八个月后，即获释放。”

出狱后，仍留中央机关工作。

同时，他还借翻译马列主义精典著作宣传正确的革命理论，并把不多的稿酬填补家用。

1931年，杨艳安一家住在上海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二○四八号。

这里是党的一处秘密印刷机关，“他在极其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参加编辑党的刊物，还以中国互济会的名义开办政治训练班，为党培养和训练干部”

。

是年7月25日清晨6时30分，病中的杨鲍安突然在家中被捕。

他被捕时的情景，执行逮捕任务的国民党特务黄凯曾做了如下交待：

那一天半夜，我们被一阵粗暴的打门声惊醒，冲进来的是一群持枪的特务，开口就说要找杨鲍安。

先父知道自己暴露了，母亲给他找了几件御寒的衣服，我们忍着极度的悲溃，看着他被特务押走。

这一走竟成永诀！

杨袍安被捕不久，处于隐蔽状态中的周恩来就知道了，他当时就想到“杨袍安一家人口多，生活异常困苦，七个孩子有三个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他自己患有肺病，老母年迈，妻子身体也不好。

为弥补家用，减少党的开支，除了工作，他平时还要帮助家里人推磨做米糕，让他年迈的母亲和小孩上街叫卖。”

时下，杨饱安被捕了，这一家妻儿老小将如何生活呢？周恩来当即指示有关的部门：无论党有多大困难，都要把杨饱安一家管起来！

接着，周恩来通过有关的内线弄清了杨鲍安被捕的原因：时任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与杨饱安相交素笃，二人不仅经常往访深谈，而且还时有诗文唱和。

在革命处于极其艰苦的阶段，这位党的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却犯了旧知识分子的通病：和女色有染。

俗话说得好：“朋友妻，不可欺。”

可罗绮园却偏偏与还是共产党员的胡章原（也就是特务黄凯交待的胡某）的妻子关系暖昧。

诚如黄凯所交待的那样，胡章原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当他决定向蒋介石写信投诚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把罗绮园、杨袍安等人供了出来。

结果，就造成了杨饱安等十六人被捕。

杨安等人被捕之后，先关在汇山捕房，第二天，即7月26日，被移解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审理。

当天即过堂，他化名陈君复，别无其他口供。

7月27日又第二次被审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来员向法庭出示一张照片，指认陈君复就是杨饱安，是南京来文指名逮捕的共产党要声要求引渡。

法庭简单地讯问了杨鲍安后，当即同意引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