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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比你想的简单（第6页）

不同于弗莱明，他并没有止步于此，最终成功地让自己的这一发现走出了实验室，写下了人类细胞遗传学的新篇章。

弗莱明的名字家喻户晓，徐道觉的名字却鲜为人知。

这确实是一个遗憾。

徐先生是一位高风亮节的君子，也是一位伟大的先驱者。

倘若他的名字和他的贡献一样为人们所知，他现在应该至少是一部传记片的主角了。

美国细胞遗传学会议的网站名起得非常绝妙：[19]，但比起这个名字，更为醒目的还是“人物风采”

那页上徐先生的照片。

那张照片拍摄于2000年，照片里的徐老紧握着美国细胞遗传学会议颁发的首个杰出细胞遗传学家奖[20]的奖杯，看起来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爷爷。

将时钟拨回半个世纪以前，那时的他还是一个极具冒险精神的年轻人。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还不是现在的模样，徐先生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进行果蝇研究（即著名的黑腹果蝇，它们虽不受果农欢迎，却是遗传学家们的最爱）。

得克萨斯州有很多远近闻名的地标，如休斯敦太空中心、棉花碗球场、阿拉莫遗址等。

在一个更加理性的世界，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果蝇实验室（theTexasDrosophilaLaboratory）比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名。

这一切还要从1956年的一个实验室“小插曲”

说起。

当时，一名助理在调配用来制备染色体的盐溶液时看错了说明，加了过多的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配成低渗（过稀的）溶液。

用这种溶液漂洗过的细胞会吸水膨胀，其内的染色体也会分离。

这样再进行观察，染色体就不会“纠缠”

在一起，辨识起来也更加容易。

这一奇特现象引起了徐道觉的注意，他把握住了这个机遇，成功找出了其中的玄机[21]，还找到屡试不爽的盐溶液配比，最终发表了自己的成果。

这一消息一出，蒋有兴[22]（他至少被遗传学家们记住了）和阿尔伯特·莱文[23]（他几乎不为人所知）马上便用这一方法证实人类二倍体细胞的染色体数是46条，而非48条。

试想一下，如果你连有多少条染色体都数不清，发现染色体异常根本无从谈起。

现在情况变了，就在几年后（1959），一个来自法国的团队（成员包括那个一举拿下染色体“p臂”

的勒琼、玛尔特·戈蒂耶[24]和雷蒙德·特平[25]）首次报告了唐氏综合征患儿体内有一条多余的21号染色体。

这就像一把钥匙，开启了人类发现其他染色体疾病的大门。

更重要的是，细胞遗传学的进步意味着我们能够准确识别单个染色体，进而绘制精确的遗传图谱。

可以说，人类基因组计划[26]及现代遗传学的绝大多数成就都要归功于徐道觉实验室里的那个“失误”

。

说巧不巧，也是在这一时期，DNA的研究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

1953年，沃森[27]和克里克[28]（基于罗莎琳德·富兰克林[29]的实验数据）的论文发表了，首次对DNA的双螺旋结构进行了描述。

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直接推动了本章开头所描述的人类对DNA与蛋白质关系的认识。

正是在徐道觉、沃森、克里克以及走在他们之前的无数“开路人”

的不懈努力下，遗传学这一崭新的学科冉冉升起了。

[1]　我的儿子可能并不是个完全公正的评论家。

——如无特殊说明，注释均为原注。

[2]　你可能更熟悉“核苷酸”

（ide）这一术语，它是构成核酸的基本结构单位。

[3]　呃，有画面了。

[4]　杰克跳蚁（jackjumperants），学名多毛牛蚁，是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蚂蚁，其惊人的弹跳能力使它们获得了“杰克跳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