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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以损失论成败 日德兰海战 公元1916年 一 风险舰队（第2页）

的世界划分，在他看来可以分为两个——

其一，内部或边缘新月形地区；

其二，外部或岛状的新月形地区。

这或许是欧亚大陆国家的现状，或者说是据此展开的一种适合本国崛起的战略。

以陆权为主的国家，以人口和生产力都强盛的优势，凭借广袤的地域剥夺海权国家的基地，使海权国家的水域成为内海，将它们死死锁住，从而在合适的时候一举进发，最终获得胜利，像马其顿人之于希腊与腓尼基人，罗马人之于地中海各海权国家。

正如马汉在《海权论》中所说：“我们可以大谈船只的机动性，舰队之便于远征，但是，归根到底，海上强国基本上取决于适当的基地，物产丰富而又安全的基地。”

关于这一点，以大不列颠帝国来分析就再适合不过了。

英国的海权遍及全世界，但它真正的基地却不在海洋，而是在英格兰平原。

那里土地肥沃且与世隔绝，从平原边缘发掘出来的煤与铁，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财富支撑，这才是与荷兰、法国等国家竞争中获胜的关键。

不过，也许那时候的英国并不明白，只是认为海上强国在与陆上强国交锋时，是凭借优良的港口与航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然而，假如没有强大的陆权资源支撑，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或许是个有意思的例子。

因此，陆权与海权的交锋，其实应该看作为一种互补关系。

以单纯的或者偏爱某一方的态度去面对是缺乏理性的。

阿拉伯帝国的失败就在于游牧民族的人力匮乏，所以在勇猛的哥萨克骑兵不断征服的过程中，他们也不得不将征服的地区作为后盾，再继续前进。

而俄罗斯帝国的势力蒸蒸日上，恰好是利用了这一点。

对于从海权出发，如果不想被封锁的话，那就必须打破它，必须占据波罗的海、黑海，甚至更多。

对于那时德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国家，麦金德曾这样说道：“他决定不把日耳曼的统一建筑在法兰克福和西方理想主义上，二是建筑在柏林和东欧的组织上……他要一个在普鲁士控制下的团结一致的东欧，却要一个四分五裂的西欧。”

德国以欧亚大陆作为海权基地，这使它成为世界帝国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谁控制了东欧谁就能以此作为基地，继而拓展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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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汉的观点，譬如说，法国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法国不惜牺牲其殖民地与商务来推行一种错误的大陆扩张政策。

正是因为这样的策略错误，导致了它在海上的力量被差异悬殊的优势力量摧毁，随后重大的灾难接踵而来，商业运输被消除殆尽。

英国与荷兰的力量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强，这两个国家因为“商务的天性、追求利润时的勇敢进取心以及对成功机会的敏锐感知”

而打破了纯陆地策略的禁锢，它们也由此在世界海洋的权益攫取中受益匪浅。

而德国呢？它的发展是否也是走一条英、荷之路？或者说，德国的未来是横扫全世界的广袤海洋还是安心朝欧洲陆地强国的方向不懈努力？

其实，德国在一定时期里，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视海上力量的国家。

这主要是因其地理位置为陆上强国所环伺，使得德国很长时间里将陆权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在统一之前，德国的海岸线分别属于不同的邦，这就导致海岸线处于分散的尴尬境地，这也使得要在这些海岸线、港口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困难重重。

因此，唯有统一，才有可能建立德国的大海军。

海外贸易和殖民地利益的扩大，让德国扩建海军的诉求有了滋生的土壤。

然而，正当德国有了构建海军的意愿，并试图使之强大的时候，俾斯麦的掌权使得德国对陆权的重视度明显高于海权。

这当然是掌权者阶层的意识问题。

譬如，当时的陆军元帅埃德温·冯·曼陀菲尔（EdwinvonManteuffel）男爵在1883年给陆军内阁长官埃米尔·冯·阿尔伯蒂尔（EmilvonAlbedyll）写了一封信，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我也属于腓特烈·威廉一世过往那些没文化的支持者之列，就是会卖掉他最后一艘军舰来增加一个新的营。”

这句话再明确不过了，海权与陆权的严重偏离已经到了如此夸张的地步。

而俾斯麦所持的观点也表达了德国发展战略的一致性，他认为德国已经在陆权上做得很不错了——拥有世界第一的陆军——倘若这时候再进一步扩大海权的力量，建设大海军势必会引起英、法、俄等大国的紧张，不利于均势外交。

这是一种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如果让这些大国形成反德同盟，德国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不过，仅是单纯地理解这位铁血宰相的战略思想，显然是低估了他。

针对扩建海军以此来捍卫德国海外利益的说法，他也给出了回应，德国可以采取与二流军事强国结盟的方式来抗衡英国的海上霸权力量。

这里所说的同盟实际是指“武装中立同盟”

，也就是说，德国若以这样的方式加入同盟，就可以像俄国、法国那样起到孤立英国的战略作用。

俾斯麦是从1856年4月16日的《巴黎海战宣言》中获得了重要信息——他看到那些国家为了捍卫自身海上权益所表明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