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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事处事 亦圆亦方藏身有道1（第7页）

待到丁父忧回籍之后再出，曾国藩便“一以柔道行之”

，这个转变确实是一大变化。

曾国藩的再次出山是在咸丰八年（1858）六月。

他没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只在家待了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这段时间他表面上安闲，心里边却翻江倒海的一般。

朝廷顺水推舟地允准曾国藩在家守制的请求，使得曾国藩“欲进故退”

的计策落空，他也吃了一回哑巴亏，有苦无处言。

而且当时的舆论也一点都不怜悯他的处境，甚至大有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架势。

朝中官员多以他擅自委军为非，湖南地方上也对他颇有微词。

当时，湘阴人氏左宗棠还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

别看他成为一大名臣还是后来的事情，但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幕客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操纵巡抚的非常权势，他也对曾国藩一番大肆诋毁，犹如火上浇油，致使舆论一时“哗然和之”

。

曾国藩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

，再加外间的这些非议，真可谓是百不遂意，忧郁难解。

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时常会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漫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妇，性情显得反常地粗暴起来。

这个时候，他真的表现出了一种病态。

欧阳兆熊作为一个旁观者，自然了解他的病因何在，便借推荐医生为之诊病的由头婉言讽之，说是岐黄可以医身病，黄老可以医心病。

意思就是说应效黄老“无为”

之道，改刚为柔，这样才会防止被人嫉恨攻讦，从竞争的累身累心之苦中解脱出来。

这可真是对症下药，曾国藩回忆练兵领兵这数年来的经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于是决意改弦更张，奉行黄老之“柔道”

。

在再次出山的问题上，他果然显示出了乖巧。

咸丰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比较紧急。

湖北巡抚胡林翼由于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又是湖南老乡，便乘机奏请朝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

这时，曾国藩见梯即下楼，再也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意思。

痛痛快快地就应了命，也赢得了皇帝的表扬：“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曾国藩再次出山之后，仍是以“剿贼”

为己任，对太平军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恨不能一个早上灭它个根株净尽，决没有丝毫柔让的意思。

但是在处理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与前几乎判若两人。

比如与左宗棠的关系，本来“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

的他，在此次出山路过省城长沙时，特意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

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这一举动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

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由此迅速改善了关系。

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党”

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

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此番变化看作是他终能成就“巨功”

的重要条件，不是没有道理的。

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颇有得意之感。

在当年十二月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这样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