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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事处事 亦圆亦方藏身有道1（第9页）

的妙境，有时候，真假虚实连当事人自己也要蒙在鼓里。

就在写这封信的十天之后，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有一信，信中却这样说道：

“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

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

弟在外办事亦随时斟酌也。”

曾国藩在这里分明又是说处事不能徒凭真意，还必须讲文饰，不然就会“到处行不动”

，这当然也是他忧居期间大悟前非的结论。

那么，“文饰”

与“机巧”

之间是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意境呢?说穿了，经丁巳、戊午的忧居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了一些，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的一生“三变”

并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

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

现代人说，人改变不了环境，就要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

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话用到曾国藩的“变”

上，可谓恰如其分。

举止要重，发言要慎

曾国藩说：“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诚，勿言；无益于世，勿言；损益相兼，勿言；后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袭言；非吾力所及，勿轻言。”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

他年轻时爱多话，且言语刻薄，得罪过一些人。

后来他认识到，喜欢多说话的人往往爱吹牛、爱掩丑，易养成骄傲虚伪的毛病，而且祸从口出。

他决定谨慎开口，不多嘴多舌。

在一个团体里，对人说话语气轻一点儿、重一点儿，与某人多说几句、少说几句，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一个团体内会有不同的派系，各派势力都会盯着你看，看你倒向谁一方，看你爱与谁交往，看你说话时站在哪一面的立场上……因此，在团体中你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得罪某些人，而你却不知道，稀里糊涂地便卷入到复杂的人际关系斗争旋涡中去了。

这对于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来说，绝不是一桩好事。

曾国藩门下有众多宾客幕僚效命，他对吸收人入幕很慎重，管理得也较严。

曾国藩和同为清代的魏裔介说：“慎言语，养德之大”

，“慎言谨行，是修己第一事。”

而且，曾国藩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召集幕客们一起吃饭，幕客们都会按时来就餐，从不敢违背。

他知道，只要管好身边的人，就能少给自己招惹很多麻烦。

曾国藩把慎言当做自己修炼德行、砥砺操守的关键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要求家人做到慎言。

曾国藩在《英雄诫子弟》一文中，特意引证马援训诫子弟的话——马援的子侄好讥议别人，爱和侠客交往，马援告诫子侄们说：

吾欲汝曹（你们）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

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

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龙氏始祖）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

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

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