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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外交1（第1页）

国防外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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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统治前的国家形势〕论隋唐的国家形势，一般而言，东边和东南边面对海洋，当时绝无足以影响国家安全的外患。

南边岭南和西南边也可说相对的无事，有的话只是边疆的一些**，规模与危害都不大。

大事多发生在当时所谓的三边——正北边、西北边和东北边。

正北边、西北边指的是以突厥为首，包括后起的契丹等的北狄系统问题；东北边指的是朝鲜半岛的东夷问题；到了武则天辅政时，吐蕃问题继起，西边事连西北边，乃属西戎问题。

大唐开国以来，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来自东突厥。

突厥世居金山（今阿尔泰山），在北朝中末期崛兴，当时为北亚强权；但稍后约以金山为界，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迭相侵掠。

史谓东突厥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西突厥则东至东突厥，西至雷翥海（今咸海），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西戎之盛也未曾有。

由于东突厥位居中国正北，故唐人也习惯称之为北突厥，或索性简称为突厥。

虽然东突厥一度为隋所屈服，向隋称臣，然而不久值隋末丧乱，故又重新复兴，与西突厥仍皆不失为亚洲强权。

他们都以武力服属周边诸国和部落，故也都有“世界帝国”

的格局。

隋末群雄并起之时，北方诸雄如梁师都等虽自为帝王，然而俱向东突厥称臣，引为外援，连大唐太原起义时李渊也不能免，以免西攻关中后根据地受其威胁。

把大唐带进世界舞台，使之成为新盟主的主要是东突厥。

原来李渊称帝之后，国家战略以平定群雄、统一中国为第一目标，故始终对东突厥执礼甚恭，优礼有加。

武德二年（619），吐谷浑、高丽、契丹、靺鞨等国对唐称臣，高祖皇帝盱衡外交形势，承认地隔华夷，中外刑政相殊，又鉴于隋炀帝因穷兵黩武而亡国，乃于二月制定政策，下诏“要荒蕃服，宜与和亲”

，分命使节往申好睦。

并布告天下明知此意。

基于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考虑，高祖皇帝忍受了东突厥此后的屡次侵略，且对其在定襄城扶立隋炀帝之孙杨政道为隋主，统有流亡于突厥的中国人，政治上大大威胁号称接受隋朝“禅让”

的大唐，也不表示任何态度。

不过，他为了减轻来自东突厥的压力以及准备反击，一方面利用东突厥君臣的内部矛盾，对其实行离间分化；另一方面积极拉拢西突厥，欲与他建立和亲及军事同盟的关系，以牵制东突厥的力量，并且在外交上争取东突厥外围诸国家部落，以孤立东突厥。

这是大唐最早的大战略。

及至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大唐第一次玄武门兵变爆发，秦王李世民杀其兄弟，软禁父皇，并在八月九日即位为皇帝——即为唐太宗，上述的国际情势遂出现了新变化。

变化的原因与东突厥大举入侵唐朝有关。

唐太宗登基的同月十九日，东突厥大可汗颉利突然亲统十余万骑侵入唐朝，二十八日竟进至渭水便桥，三十日逼唐太宗作京城下的白马之盟。

颉利可汗能轻易突破唐军防线，直抵京师逼盟，使唐太宗引以为奇耻大辱，也意识到东突厥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性。

翌月，为了国防安全的考虑，唐太宗颁下《修缘边障塞诏》，说明“凶狡不息，驱侵未已；御以长策，利在修边。

今约以和通，虽云疲寇；然蕃情难测，更事修葺”

，因此诏令北道诸州城寨镇戍，必须动员所在军民，共同修补，务使成功。

修筑缘边障塞以为防御之余，其实从此以后，他一面加紧离间分化的外交运作，一面亲自练兵，加强整军经武，伺机大举报复，以雪耻辱。

也就是说，颉利可汗此次的胜利，适足以成为大唐战略构想改变的契机，促使唐太宗由守势国防转变为攻势国防。

正北边的国防局势改变得很快，颉利可汗因内政失修，兵革岁动，遂为国人所患，诸部离心。

贞观元年（627），服属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回纥等漠北铁勒十余部相率叛变，击走监领他们的突厥长官，颉利派东部小可汗突利往讨。

突利可汗一直是唐朝的离间分化对象，统领东方，管奚、雪等数十国部，因征税无度而被诸国部所怨，故诸国部于贞观初年并来归附于唐，使颉利为其失众而大怒，此次派他出征算是要他将功赎罪。

不过他也兵败，轻骑奔还，故被颉利怒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