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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不断演进的培养目标（第2页）

因此，“早期的大学目的不在于为社会精英提供普通学术文化。

它们是专业训练的中心——武装人们从事教师、牧师、民事律师和教会律师、政府官员和行政人员等职业。”

到12世纪中期，牛津大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共讲习所”

，设有4个学科，即文科、法科、神科和医科。

这与中世纪早期的单科大学相比，例如，以神学为主的巴黎大学、以法学为主的波洛尼亚大学和以医学为主的萨勒诺大学，还是有区别的。

应该说，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顺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为牛津大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办学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有教养的绅士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对牛津大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在15世纪后期波及英国。

许多到意大利学习的学者，例如，中世纪尼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1466—1536）、英国学者威廉·格罗辛（WilliamGro，1466—1519）、托马斯·利纳克尔（ThomasLinacre，1460—1524）、威廉·拉蒂默（WilliamLatimer，1467—1545）、约翰·科利特（Joh，1467—1519）以及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1478—1535）等，开始把人文主义的“新知识”

（NewLearning）带到牛津大学。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人的不懈努力，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最终在英国的大学站稳了脚跟。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修辞学、哲学、天文学等科目出现在大学文科的课程之中。

这些课程都是讲授希腊、罗马古典学问的，被看作是“人文学科”

（studiahumana）。

随着这些世俗课程（即人文学科）的设置，神学在大学中的首要位置受到冲击。

到15世纪时，人文学科获得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包括文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等。

随着人文学科课程的设定，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始逐步渗透到大学的办学理念之中。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杰出代表伊拉斯谟曾这样称颂人文学科教育的功能：古代希腊及罗马的著作是人类最重要的、全部的知识。

只有通过人文学科教育，人才能成为完人。

与经院哲学相比，人文学科让人性变得温和、优雅和有教养。

这种以探求真理、完善人格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体现在牛津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上，就是“培养有教养的人，而不是知识分子。

就大学毕业生而言，有教养比有高深学问更为重要”

。

由此可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为牛津大学留下了两笔遗产：一是古典学科，二是人文学科教育有了新的内涵。

从此，绅士成为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培养目标之一。

文艺复兴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宗教改革运动。

于是，肇始于16世纪初期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迅速传遍欧洲，给牛津大学带来的影响甚至比文艺复兴运动还要大。

尽管14世纪的牛津大学神学家和哲学家约翰·威克利夫曾率先掀起了英国的宗教改革，但英国最终与罗马教廷决裂并成立独立的英国国教的重任还是由亨利八世完成的。

这场宗教改革给牛津大学带来的影响是：首先，以往学科课程中占主导地位的神学开始让位于古典学科，为教会培养和输送精英的神学教育寿终正寝；其次，国王取代罗马教会控制了大学，大学逐步成为世俗王权的工具，从而加快了大学教育世俗化的进程，来自贵族、牧师以及平民阶层的学生成为牛津大学学生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