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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说绝对不能杀，再说他有什么资格，对未来的皇帝下命令。

因此，方不领情，是方的事，朱要杀方，是朱的事，与本人无关。

我做到我能做的，不做我不能做的，这是姚广孝的行事方式。

我能做到的偏不做，做不到的偏要做，这是方孝孺活得相当不明白的地方。

最后，朱棣把话对方孝孺说到这种地步：这是我们朱家的事，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方偏要管，一个劲地激朱求死，朱哪里受得了，大开杀戒，方孝孺一案死难者达847人，亢军发配者不可胜计。

方得到了于事无补的壮烈，气节是有的了，可多少人陪着粉身碎骨啊！

古人对此也有微言。

“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

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

（明钱士升《皇明表忠记》）

中国的所谓“士”

，所谓“文人”

，所谓“知识分子”

，如果一定要分类，不是方孝孺式的，偏执、拘谨、认死理、不知好歹，常常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方法蛮干；就是姚广孝式的，灵活、圆通、识大局、趋利避害，往往以低姿态矮身段不张扬的手法达到目的。

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至多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历史有时爱开开玩笑的，偏偏让这两类价值取向不同的知识分子，奇巧地组合在同一舞台、同一背景下，一个辅永乐，得到大成功，一个佐建文，结局大失败。

所有看过这出戏的观众，都会作出自己的选择。

于是，从此以后，像姚这类明白人，越来越多，像方这类傻而直、呆而方、迂而正的不明白人，越来越少，这或许就是时代的进步了，要是知识分子总那么傻不唧唧，还真是够呛呢！

《明史》中描写的姚广孝和方孝孺，一为“目三角，形如病虎”

的方外和尚，一为“双眸炯炯”

，“虽粗蔬粝食，视其色，如饫万钟者”

的读书种子；一为“颇毁先儒，识者鄙焉”

的左道旁门，一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

，“讲学不倦，陈说道德”

的一代学宗，两人几乎找不到共同点。

虽然姚“少好学，工诗”

，“宋濂亦推奖之”

，按说，方孝孺出宋濂门下，应该与这个看来不三不四的和尚，有些往来才对，然而，史无记载。

不过，一个正襟危坐，过于严肃的方正君子，与和尚坐不到一条板凳上，说不定有点鄙视和不屑，也有可能。

但是，姚能张嘴向朱棣说情，其识见，其气度，就不是书呆子方孝孺可比的了。

方孝孺应该做学问，姚广孝才是玩政治的，从他一生行状看，他是一个不那么安分的和尚，不安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日子，是一个迫切追求成就感的知识分子。

恰巧马皇后逝世，朱元璋把儿子从分封地集中到南京来守孝，据《明史·姚广孝传》，“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

于是，通过关系，与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挂上了钩。

这个和尚私下里对朱棣许诺：“你要用我的话，我会给王爷一顶白帽子戴。”

如此霹骨的暗示，连黄口小儿都猜得出来，“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