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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十年“文革”

期间，老先生又给挖出来热闹了一场。

谁让他400年前，抬举那位名叫武则天的女人呢？于是，被400年后的另一位女人，引为青衫知己。

这次，李贽以“高级篾片”

的角色，扮了一次三花脸，很不体面。

一时间，他的《藏书》、《焚书》重印出来，居然把汪曾祺先生的《沙家浜》，浩然先生的《艳阳天》挤到一边去，堂堂陈列于书店柜台正中为热销品。

好在评法批儒，雨过地皮湿地过去，老先生与那些泛起的沉渣，很快沉落下去，总算没有请到写作组当高参，万幸万幸。

李卓吾一生，以割脖子为代价，不屈不挠“逆潮流”

到底，说“不”

到底。

作为中国文人中特别能闹者，总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在世圣人者，多少患有一点自大狂者的这一种人，是值得研究和总结的对象。

当然，这类人，过去有，现在也有。

但如今这等活“圣人”

的肚皮里，除了一副好下水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外，别无长物。

环视当下文坛，草包实在太多，菜鸟尤其不少，像李贽这样有学问的自以为的圣人，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李贽，福建晋江人，原姓林，有色目人血统，到他祖父一代，已完全汉化。

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乡试及第，也就是俗称的中了举。

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离开老家，携家眷到河南辉县任教谕一职，约相当于县教育局的督学。

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迁南京国子监教官，大概是个什么教研室主任之流，也是个闲差。

因为明朝自永乐迁都北京，不好擅废他老爹朱元璋的首都，便象征性地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微缩的政府机构，养一批闲官。

所以，李贽自及第以后，不算怎么走运，先是丁父忧，后是丁祖父忧，忙于出缺奔丧，即使得到一官半职，也是在清水衙门坐冷板凳，仕途很不顺畅。

直到1576年，才调任云南姚安（即前不久发生地震的地区）当知府，这才有一份俸禄外的灰色收入，使口袋稍有充盈之感。

此公熬鹰似的熬了24年，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等得太久太久”

，实在是相当的不耐烦。

换个别人，也许认命，但他，很不愿意如此按部就班，从体制内循序渐进上去。

他肯定会骂娘的，“熬到出头之日，还不得到驴年马月？”

所以，他的“逆潮流”

的思想和说“不”

的行动，一是他的天性狂狷所致，二也是一生遭际所赐。

在这里，倒无妨参照《红与黑》里的那个于连，重温司汤达笔下这个外省青年的心路历程，也许对400年前走出泉州古城的李贽，有所了解。

那个木匠的儿子，从外省小镇来到首善之区巴黎，能够站稳脚跟，大展宏图，能够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能够无所不为，下作行事，能够蚕食鲸吞，捞取一切，能够寡廉鲜耻，背叛出卖，能够声色犬马，与那些贵妇名媛上床，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没有揭竿起义，没有明火执仗，没有革命宣言，也没有推翻政权，而是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含情脉脉，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谦恭谨慎，有时还要委曲求全，通过体制内的合理、合法、合情的正常运作，实现他的欲求。

李卓吾

这也是过去、现在、将来，所有来到大城市捞世界的外省人的不二法门，尤其来自穷乡僻壤的外省青年，更是生命力特强，存活率特高的一族。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敢于投机，敢于冒险，敢于钻营，敢于巴结，甚至敢于无耻的精神，比之在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强上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