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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

，你老人家干吗一定要闹到天子脚下呢？但剧作家哪了解尊师是绝不怕闹大的底里，他一定要随马经纶御史到通县来，也是觉得在麻阳：在南京，闹动的震撼度不够大。

所以，逮捕令一下，他好像求之不得，连忙招呼下人抬门板过来，他躺在上面，让送到京城。

谁知审判长不把他当回事，“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

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俱在，于圣教有益无损。

’大金吾笑其倔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

（袁中道《李温陵传》）

听说要将他遣返原籍，李贽觉得这场戏真是该演完了。

他一生两畏，一畏回乡，二畏回家，是绝对行不得的，于是，决定自杀，而且采用了近乎“行为艺术”

的死法，也透出他必闹到别人目瞪口呆的风格。

1602年春天的北京城，那肆虐的风沙，显然比现在的状况还要糟得多。

最虔信李贽的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小修，写过一篇《游高梁桥记》，讲到与其兄袁中郎同去西直门外踏青，被沙尘暴刮回来的狼狈情景，“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砾砾”

，可见风沙之烈，也可见彼时的中国人，尚无牙刷和刷牙这一说。

就在同样酌三月天，在通州北门外的迎福寺边，人们冒着扑面噎口的扬尘，草草地葬送走了李贽。

“行年七十六，死无一棺”

（明陶望龄《歇庵集》），这倒也符合卓吾老子的一贯精神。

陶望龄

沙尘能将元大都的遗址，埋在地下不见踪影许多年，但是，掩埋李贽尸骸的那抔黄土，却遮挡不住他那“逆潮流”

的精神。

争议一直伴随着他的名字，讨论到明末，讨论到清初，褒者有之，贬者有之，官方封杀，民间传播，死了以后还要让人不安生，说明李卓吾一生没有白闹。

明末清初，一些在野的大学问家，对李贽的行径持反感态度。

如顾炎武：“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过于李贽。”

如王夫之：“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

稍后一点，在朝的王士禛也同样：“余素不喜李贽之学，其《藏书》、《续藏书》未尝寓目。

近偶观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论狂狷》一篇。

其言正如醉梦中呓语，而当时诸名士极推尊之，何哉？”

更甭说编纂《四库全书》和《明吏》的纪晓岚和张廷玉了，对李贽简直近乎唾弃了。

其实，即使对李贽最着重，最推崇的，甚至向其请求“公能容我做一老门生乎”

的焦闳，也对这位闹得十分厉害的老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

当他考中一甲进士第一名，任翰林院编修，李贽很想依附于他，他以“身心俱不得闲”

婉拒。

自作多情的李贽在他《焚书》中，收录了那么多的《与焦弱侯书》，其中不乏肉麻吹捧，但焦闳的《澹园集》和《澹园续集》，却绝不保留一封他给李贽的书信，显然是有意剔除掉的。

他的《玉堂从话》一书，虽记万历以前的文人雅事，但并非只字不提同时代人，然而找不到李贽的名字。

看来，李贽的闹，对持道统观念的文人学者来说，颇有点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