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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政权”

的言论，这就给整文人的小人们，提供了一个立功邀赏，如鱼得水的广阔天地。

经过他们的提醒、暗示、告发、揭露、大批判、小报告，咬耳朵，检举信，把皇帝这根神经挑动起来，于是，磨刀霍霍，知识分子的血光之灾，就降临而来。

私刻《明史》一案，株连之广，杀戮之众，妻女没为奴婢，家人远流边戍，处罚的狠毒程度，令人发指，但被康熙赏赐所没收庄廷全部财产的揭发者，偷偷躲在一边乐，乐得嘴都合不拢，也是事实。

小人之可恶，可恨，可怕，由此可见。

话说回来，文字狱，不是中国的特产，外国也有，统治者不大喜欢与他作对的文人，这一点，全世界都差不太多的。

法国的作家左拉，为受诬陷的军官德莱福斯鸣不平，写了《我控诉》一文，被军事法庭定了罪。

他在将要关进牢房服刑前，逃亡英国，隐名埋姓，这是很典型的外国文字狱。

自秦始皇起，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从来采取敏感、在意、防范、警觉的态势，到了明，清，这根弦绷得更紧，疑惧，猜忌，排斥，仇视，形成了一种病态的过分反应。

文网森严，文祸丛生，动辄就拿知识分子开刀。

一谈文字狱，通常指明、清两代对于文人的迫害。

所以，这两朝的知识分子，诚惶诚恐，抱戴罪之身，磕头捣蒜，唯求皇恩浩**，一个个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日子特别不好过。

不知道什么时候飞来天外横祸，即使死了，还会拖出棺材戮尸。

所以，谁敢不夹着尾巴，低头做人呢？

庄廷一案，清廷用来大杀那些敢叫板的汉人知识分子，因为碰到了异族非正朔的敏感问题，也因为碰到了统治二十多年以后，仍被非议为窃主中华的异族政权的危机问题。

于是，磨刀霍霍。

修史一事，新政权是很忌讳的，官方早于1645年（顺治二年）就设立《明史》馆，固然是为了总结前朝的成败得失，更主要还是为了新政权御临天下、一统江山的需要。

作为外族统治者，如何抹去残酷屠杀的可耻记录，如何修改对于自己以往的不利记载，如何证实其统治中华的合法合理，这一切，绝对要求舆论一律的。

因此，私人治史，自说白话，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当风险。

如受庄案牵连的查继佐，他著的《罪惟录》，一直在夹壁墙里藏到辛亥革命后才公诸世。

可见庄廷想在这个危险领域，捞到些什么，明摆着是在讨死了。

问题还在于庄廷很有钱，钱多了，人就会发烧，就得想办法消费，但他不像别的富家翁，或讨几个小老婆，或养几个女戏子，或盖几处大宅院，或买若干假古董；要不，捐个候补道台，弄个不大不小的官来做做，这些，他都不屑于干，而是一心求名。

名，有两种求法，一种是靠自己点滴积累，很慢，也很辛苦：一种说来就是所谓捷径了，莫过于买名，只要舍得扔钞票，多大的名都可以到手。

时下一些老板，找作家给他写传记；一些明星，求枪手给她写身世；一些官员，要记者给他写专访；一些健儿，让左右给他写生平，都宁耐不住地走这条捷径，实在是求名之欲火在胸中折腾的结果。

不过，庄廷富而求名，只求文名，虽说附庸风雅，但也雅得大气。

颇花费了一些银两，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明史》编纂委员会，甚至邀请了像查继佐那样的历史学家，帮他主持笔政。

不知是老天成全他呢，还是把他往火坑里推，事情就是这样的凑巧，正好这部从明朝大学士朱国桢子孙手里买来的《明史》手稿，崇祯一朝史实，付之阙如。

因为原作者为明人，写此书时，明尚未亡，他无法预知朱由检最后会在景山歪脖树上吊死，故而他子孙拿出来卖的，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

于是，续作补璧的重任，落在查继佐的头上。

根据他著作的《罪惟录》一书，这位有成就的晚明史专家，应该是当仁不让的。

现在很难了解富翁庄廷除了求名以外，是否也有与清廷抗礼的叛逆意识？但查继佐确实是反清复明的坚定分子。

于是，在他笔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

。

崇祯

罪惟录

我一直在想，庄廷并非目不识丁，会看不出续稿中的犯禁违碍之处？也许，他早先下定决心编纂《明史》，是有意要与官方的史馆，唱唱反调，回归历史的真貌吧？如果是这样，那他可比当代花钱买名的名流，可敬可佩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