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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郁金香关于海外奇谈的随想（第8页）

这样两个个性全然不同而且年龄上又明显差一大截的人在一起散步，远远望去，一定令人觉得既奇怪又有趣。

1953年，哥德尔也已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在科学界声名鹊起，他母亲来信问他在盛名之下有何感受，哥德尔回信说：“至今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盛名的负担，那只有像爱因斯坦，名气大得连街上孩童都知闻的时候才会出现。

那时就不时会有疯疯癫癫的人要来解释他们的古怪念头，或埋怨世界大势。

但是如你所知，这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爱因斯坦已活到74岁的高龄了。”

据另一位与他们二位都相熟的学者回忆：“爱因斯坦多次告诉我，他在晚年经常找哥德尔见面，以便讨论问题。

有一次他甚至说，他自己的工作已不再有太大意义，他到研究所来只是为了‘有幸和哥德尔一起散步回家’而已。”

爱因斯坦和哥德尔的“一起散步回家”

的友谊，超越功利，超越伦理，超越科学，成为普林斯顿地区人们眼中的一幅美景，心中的一个甜蜜的谜。

他们究竟都谈了些什么？不消说，爱因斯坦会谈到他企图完成的“统一场理论”

，而哥德尔对之的怀疑是众所周知的，当然不会在散步中加以支持；哥德尔的哲学兴趣，却又不一定会引出爱因斯坦的谈锋，因为爱因斯坦对纯粹哲学的爱好一贯比较淡薄，也是尽人皆知的；他们谈些琐屑的私事么？抑或是世界大势？……总之，咳唾珠玉，随风尽散，令后人回想起来，无限神往，亦无比惆怅。

“一起散步回家”

式的友谊，清如水，朗如月，有几多人在茫茫尘世中得以享受！

17

一位名叫凯金·罗森斯托-胡西（Eugeocu-Husey）的西方历史学家在1964年写了一本名为《西方人的自传》的书，他认为笛卡儿（Rees，1596-1650）那“我思故我在”

的命题，对历史学的影响就是只强调个人记忆而抹杀集体记忆，结果导致历史的失真。

他主张：“历史学者有道义去恢复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记忆。”

“历史学者所要做的，就是使历史上的伟大时刻从个别细节的雾障中重新呈现出来。”

《西方人的自传》似还没有中译本，不知道他有何妙法可达到他所说的“恢复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记忆”

。

历史是已逝去的岁月和人事，而人的回忆是一个筛子，纵使筛子眼小些，终归是要在记忆中筛掉一些东西的。

官方的记载很可能为尊者讳，且线条必粗；个人的回忆录则一般都越不过“难为情”

的心理障碍，虽有种种生动的细节，但却可能失去最宝贵的真相。

历史学者要“使历史上的伟大时刻从个别细节的雾障中重新呈现出来”

，谈何容易。

不过，关于集体记忆比个人记忆更有价值的这一提法，还是颇警动人的。

保持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集体记忆，其实不仅是历史学者的神圣职责，我们作为民族中的一分子、人类中的一员，亦应有此种自觉性和积极性。

那办法就是在回顾往事时尽量不要筛去那些使我们个人和群体都感到难为情的东西，我们使用的记忆工具不应是平面的筛子，而应是立体的沙漏。

不会写的就用口讲，讲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忘记，意味着背叛。

那么，记起，也许便意味着精进！

18

20世纪将尽，21世纪将临，又是一个“世纪末”

。

上个“世纪末”

的种种文化现象，海外有人将其特质归纳为：颓废的、再生的、混浊的、魅惑的。

他们认为：文化精致到烂熟的阶段，则颓废必生；而在颓废中又暗藏着新的力量，由于这力量还如鸡卵般未能孵出新生命来，因而混浊，然而如同对着太阳照看一枚混浊的鸡蛋般，我们又可透过那即将被啄破的薄壳，获得一种魅惑的感受。

历史并非循环发展，尤其不一定以百年为转折点，所以，“世纪末”

除了年代记数上的意义外，究竟是否一定蕴含着特殊的契机，颇令人怀疑。

不过，年代记数一天天逼近2000，那单纯化的一个两三个0的符号，毕竟冲击着我们的心理，使我们不由得不产生一种潜在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