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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郁金香关于海外奇谈的随想（第9页）

也好，让我们把上一个百年绾一个结，让我们朝下一个百年张开双臂，坦然而自信地迎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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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犹太裔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说，他之所以选择文学为业，正是由于受到那千秋难题的激励：“对生命的神秘境遇加以诠释。”

又说：“灵魂是只想听灵魂所需要的东西的。”

索尔·贝娄的写作路数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他重视到社会上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他说：“你与各种人会面，这些人有的挺坦率，有的不说真话，这就要你想办法去了解了；某些人有内心斗争，某些人没有；某些人挺有意思，某些人没有意思。

总之是一幅五光十色的图画。

最使我感到兴味的是那些关心自己人格的人……”

他写作时凭借的却是心中的感觉：“我认为，作者深藏内心的直觉一旦打开，也就算走对路子了。

如果你写的句子不是从这个直觉得来的，你就会写不下去，满纸都会显得虚假无味。

你胸中好比有一台陀螺仪，随时会告诉你哪里对了，哪里错了。

我总是感到，作者好比某种媒介，一旦路子对头了，就会具有某种超人的洞察事物的眼力，就能把握住形势。

我每出版一本受到广泛注意的书，总是感到世界上竟有千千万万人跟我想的一样，好像我有先见之明似的。

其实我当初并无此意，但我现在却知道是可以预知的。”

察人→入魂→直觉积淀→释放自觉→“陀螺仪”

校正→诠释“生命的神秘境遇”

，这也许就是他走向成功的“公式”

。

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既然是灵魂说灵魂听，那么，“陀螺仪”

能否找准接榫点，便是至要的关键。

我们胸中该不该有一台“陀螺仪”

呢？该有怎样的一台陀螺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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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误认为当代西方文学只有“现代派”

在那里驰骋，其实，比如像新潮文学层出不穷的美国，文学界就大有仍重视情节性的严肃小说家活跃在文坛上，如约翰·欧文（J）就是一例。

他说：“当我还是孩子时，我就很注重事物的情节。

情节是使我倾心小说并使我有志于当作家的第一因素……我至今仍然坚信，小说家的职责之一便是叙述好故事。”

他并在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对某些“现代派”

作家进行抨击：“近代小说在‘优越论’和高度‘唯理论’的名目下沦于一小批作家之手，而这类作家却只能为其他作家所赏识；看到这种现象，我深感憎恶……如果我们忘记小说曾一度是供人们阅读的艺术形成，而不是为了那些研究或写作小说的人的话，我们会陷入困境的。”

在美国，并无人把他视为文学上的“保守派”

或贴上“传统派”

的标签；相反，1981年他那本《新罕布什尔旅馆》出版时，《纽约时报》发表的书评所使用的赞词，已超过对许多刻意创新的“现代派”

作品的鼓吹。

据说《新罕布什尔旅馆》的主题也绝非模糊而是明确的，它通过主人公的话激励读者：“世道如此，但不致使人变得愤世嫉俗，或者陷入幼稚的绝望……世道如此险恶，正好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使人们的生活有目标，并决心生活得更美好。”

此书似尚无中译本，究竟写得如何，不好揣论。

永远会有要故事的读者，永远应有讲故事的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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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澍（1907—1981）是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1949年曾因研究基本粒子的成就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