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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看病难问题（第6页）

自此，我院将培养支援范围覆盖整个西部地区。

六、参照发达国家建立大病救助制度，政府承担主责，慈善救助作补充

张占仓（河南省科学院副院长）：在解决看病难特别是大病就医难的问题上，政府已经进入了操作层面。

建议参照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建立大病救助制度。

一是政府应该是主体，应拿出专项财政资金进行救助；二是依靠社会力量，比如爱心企业、企事业单位、慈善机构等的捐助，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大病救助；三是通过商业途径，比如购买大病医疗商业保险等，来募集专项的大病救助资金；四是依靠家庭的力量，个人负担一部分医疗费用，这样形成政府、社会、商业保险，加上家庭共同组成大病救助体系，使70%左右的大病患者能够在制度内解决；30%通过特殊途径比如商业的大病医疗保险来解决看病问题。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大病救助制度探索和公益机构的有益尝试，解决大病救助难，需要政府、市场、慈善组织形成合力，需要设计一个方案将政府救助、商业保险、慈善救助三者打通。

该方案的模式是这样的：

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匹配。

受惠范围原则上覆盖全体公民，包括未成年人。

保费可分两个档次，比如50元保费可报销10万元，100元保费可报销20万元。

保险公司赔付与政府救助是配套的，因此不是个人与保险公司发生关系，而是政府统一规划，保费由单位、学校等机构代收，由社保机构或慈善机构代理对保险公司公开招标，集团购买。

这种大病救助保险覆盖病种应更广。

若碰到困难家庭，无力购买大病救助保险的，可由社会慈善来兜底。

同时，慈善机构对那些获得政府救助、保险赔付后还有困难的群体，可以进行适当资助。

这样慈善基金会的善款使用也能实现效用最大化。

七、从根源上消除医患信任危机，依靠深化医改，彻底扭转畸形体制

徐昕（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患者对医生不信任导致患方既不会轻易相信医疗事故鉴定，也倾向于不选择诉讼解决，行政调解更因缺乏实效而被排除。

患方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中立第三方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暴力，以解决医疗纠纷，实现权利。

暴力性私力救济成为患方解决医疗纠纷的最要选择甚至是首要选择。

白剑锋（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最大的弊病在于很多公立医院戴着公益的帽子，干着逐利的事情。

而政府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错误地鼓励公立医院以药养医、以械养医，而不是以技养医。

由于医生的劳务技术价值被严重低估，只能靠大处方、滥检查赚钱，导致过度治疗泛滥，加重了患者的看病负担，在这样的体制下，医生把患者当成赚钱的工具，患者把医生当成牟利的商人，医患关系蜕化为一种经济利益关系，而非救死扶伤的关系。

因此，一旦治疗效果不理想或发生医疗意外，一些患者就会迁怒于医生，甚至采取暴力手段伤害医生，使本已脆弱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医患之间“两头害怕”

的背后有着深层的制度原因，要想从根源上消除医患信任危机，必须靠深化医改，彻底扭转以药养医、以械养医的畸形体制，让医生靠技术吃饭，而非靠卖药吃饭，消除医患之间的经济对立。

八、2011年，医保推进力度大

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2011年的医保推进力度非常大，表现在：补助标准大幅度增加，由原来的120元提高到200元，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缓解；医保覆盖病种增加了特殊病种，有了制度性的突破；门诊统筹实施范围扩大，老百姓的医保待遇水平进一步提升；社会救助范围扩大到困难群体，对困难群体来说是一个重大福音。

下一步，要推进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职工医保经办管理资源的整合。

目前，经办机构多头管理，很多居民重复参保，导致公共资源巨大浪费。

目前应该做好各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政策和管理的衔接，实现信息共享，避免重复参保。

近几年，国家医改的力度很大，但是在基层仍然存在看病难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难？首先主要是基层、社区及乡镇全科医生实在太少了。

其次是大家对基层的医生不信任，医患的信息不对称。

解决该问题关键在于大量培养城乡基层社区全科医生人才，同时通过制度让全科医生稳定在基层，分流看病人群，最终解决基层看病难问题。

实现“病有所医”

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离不开公立医院的改革。

加大公共卫生投入、在推进医疗保障体系中改造制度安排是必要条件，但卫生体制、医院体制与医药体制也要同步改革，才能实现“病有所医”

。

孟庆跃（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今年医保的补助力度前所未有，是一个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