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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小说家丁玲素描（第4页）

像夏志清先生就极其看不上《水》，认为它除了是“宣传上的滥调”

以外，还从文笔“看出作者对白话词汇运用的笨拙，对农民的语言无法模拟。

她试图使用西方语文的句法，描写景物也力求文字的优雅，但都失败了。

《水》的文字是一种装模做样的文字。”

王蒙先生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中，对“丁玲现象”

有所揶揄的同时，还是客观地评价了作为小说家的丁玲。

他认为她“笔下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常常深于同时代其他作家写过的那些角色。

她自己则比迄今为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中表现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又令人思量和唏嘘。”

丁玲的早期小说不是来自“群众”

，而是源于自己的心灵深处，是绝对自我的。

她晚年已经不写小说了，极力主张“作家是创作文学作品，是写活的历史，是要写出能令读者感到的具有实感的人物、情节、故事、人的心灵活动、人与人的关系、人们生活中的善恶美丑等等，如果不亲自到群众中去经历、体验，是写不出来的。”

谈到自己的写作时，她说她“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框，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绳规自己。”

“我只是任思绪的奔放而信笔之所至，我只要求保持我最初的、原有的心灵上触动和不歪曲生活中我所爱恋与欣赏的人物就行了。”

但她越来越强调，“作家是一个创作家，要描绘形象，抒写感情；但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

他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把政治溶入他所描写的形象、感情中，使读者觉得这只是文学；但这些吸引人的优美的文学却起到政治上的作用。”

她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我不知她早期要是抱着这样的理念写作，还能否会有梦柯和莎菲，甚至后来的贞贞和陆萍，而“政治”

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常在艺术上被贬得“一钱不值”

，认为她几乎完全丧失了艺术个性，甚至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独特禀赋。

这难道是作家与艺术关系上的一个悖论吗？文艺作品真能像她说的，既是“活生生的生活里的东西，又是非常深刻的政治化的东西”

吗？我说不清楚。

她还主张“作家要经常勉励自己去掉私字。

不为名，不为利，不为地位，不为权势，没有成见，没有派性，为人正派，不为个人感情所左右，有宽广的胸怀。”

要无愧于党员的称号。

换言之，作家在是一个作家的同时，还应该是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

这已经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丁玲，是共产主义的丁玲。

丁玲喜欢真性情的人，也愿做真性情的人，不虚伪，不耍两面派，不搞阴谋，光明磊落，“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丁玲说：“作家的生命在于作品”

。

这是不该有任何疑义的。

新世纪的读者还在读她的小说，说明她的作品还有生命力，也说明作为作家的她依然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