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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西伯利亚大铁路（第1页）

从圣彼得堡到西伯利亚腹地的旅程，即使以最乐观的估计，也需要至少三个星期。

我们在一月十九日傍晚登上一列东行的军用运输列车，车上满载着运往铁路工地的钢材、炸药和一批被押送前往施工营地的流放犯人。

火车头是那种老式的蒸汽机车，拖着十二节车厢，每一节都沉重得让车轮在铁轨上发出刺耳的尖啸。

我们的车厢是最后一节——原本是押运军官的卧铺车厢，迈克罗夫特通过领事馆的关系把它整个包了下来。

车厢陈设简朴，有一个铸铁小壁炉、两张行军床和一张固定在墙上的折叠桌，但与前面那些挤满了流放犯人的闷罐车厢相比，已经称得上奢华。

火车驶出彼得堡的第二天，窗外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

白桦林取代了城郊的工厂烟囱，积雪覆盖的平原在灰蒙蒙的天空下一望无际。

随着列车不断向东推进，气温也越来越低。

到了第六天，我们驶过乌拉尔山脉时，车厢壁上的温度计指向了零下三十五度。

哈出的每一口气都在空气中凝成冰晶，壁炉里虽然一直生着火，但冷气仍然从地板的每一条缝隙中钻进来，冻得我即使在行军床上裹着两条毛毯也整夜无法入睡。

福尔摩斯似乎完全不受严寒的影响。

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研究地图和笔记上，用铅笔在铁路沿线标注出各个施工营地的位置。

有时他会忽然站起来，走到车窗前，凝视着窗外那片无边无际的白色荒原，目光专注而锐利，仿佛能从那片冰封的虚无中看出某种只有他才看得见的图案。

“华生，”

他在我们进入西伯利亚境内的第二天早晨忽然开口，“你注意到温度下降的规律了吗？”

“零下三十五度还能有什么规律？”

我裹紧毛毯，往壁炉里又添了几块煤，“无非是越来越冷。”

“不是温度本身，而是温度变化的方式。”

他伸出手指在结了霜的车窗上画了一道线，“乌拉尔山脉以西，气温是缓慢下降的，每往东行进一百英里大约下降两到三度。

但过了乌拉尔之后，某些地点的气温会毫无征兆地骤降十度以上，然后又回升，形成一个极不规则的曲线。

这不符合地形学对气温分布的一般解释。”

“也许只是局部气候异常。”

“也许。”

他说，但那语调表明他并不接受这个解释。

火车在第二十一天清晨终于抵达了叶尼塞河附近的一个补给站——这是铁路施工前线最东端的物资中转点，再往前就没有铁轨了，必须换乘马拉雪橇。

我们在灰蒙蒙的晨光中走下火车，脚踩在冻得坚硬的雪地上，靴底发出的声音像是踩在碎玻璃上。

空气冷得令我每一次吸气都感到鼻腔和喉咙被刀割一般的刺痛。

铁道两侧堆着小山似的枕木和钢轨，积雪覆盖在上面，将那些工业材料的棱角模糊成一个个柔和的白色轮廓。

再往远处看，是临时搭建的一排排水棚和帐篷，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在低矮的天空下形成一层灰蒙蒙的烟幕。

这地方没有名字，或者说，它只有一个铁路施工编号：第七施工段补给站。

到处是俄国士兵——穿着灰色军大衣的哨兵在货堆之间来回巡逻，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呼出的白气在面前凝成一团一团。

到处是流放犯人——剃着光头、穿着破旧棉袄的人影在寒风中佝偻着搬卸货物，脚踝上戴着沉重的铁镣，铁镣与冻硬的雪地碰撞时发出的声响，比任何言语都更能说明这个帝国对待罪犯的方式。

看守的呵斥声、马匹的嘶鸣声、铁轨被拖动时刺耳的摩擦声，混合成一种沉闷而混乱的喧嚣，在广袤的白色荒原上显得渺小而又荒谬。

福尔摩斯将迈克罗夫特为他准备的文件递给负责验看证件的军官。

那是一份由英国驻俄使馆签发的通行证，上面盖着沙皇交通部的印鉴——迈克罗夫特显然在出发前就已经铺好了这条路。

军官皱着眉头翻看了几遍，又仔细打量了我们两人的面孔，最终不情愿地挥了挥手，示意我们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