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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字之兴（第4页）

使世人观玩巴比伦楔形文字，虽极力附会，必不能成一有系统之哲学也。

书契之作，亦非始于仓颉，仓颉盖始整齐画一之耳。

《造字缘起说》（章炳麟）：“《荀子·解蔽篇》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依此是仓颉以前已有造书者。

亦犹后稷以前，神农已务稼穑，后夔以前，伶伦已作律吕也。

人具四肢，官骸常动，持莛画地，便已纵横成象，用为符号，百姓与能，自不待仓颉也。

今之俚人，亦有符号，家为典型，部为徽识，仓颉以前，亦如是矣。

一、二、三诸文，横之纵文，本无定也。

马、牛、鱼、鸟诸形，势则卧起飞伏，皆可则象也；体则麟、羽、毛、鬣，皆可增减也。

字各异形，则不足以合契。

仓颉者，盖始整齐画一，下笔不容增损。

由是率尔箸形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书契。

彼七十二王皆有刻石，十二家中，无怀已在伏戏前矣。

所刻者，则犹俚人之符号也。”

以近世苗民之俗证之，中国数千年来，已成同文之治，而苗民之俗，犹沿契刻之文。

《峒谿纤志》（陆次云）：“木契者，刻木为符，以志事也。

苗人虽有文字，不能皆习，故每有事，刻木记之，以为约信之验。”

《傜僮传》（诸匡鼎）：“刻木为齿，与人交易，谓之打木格。”

《苗俗纪闻》（方享咸）：“俗无文契，凡称贷交易，刻木为信，未尝有渝者。

木即常木，或一刻，或数刻，以多寡远近不同。

分为二，各执一，如约时合之，若符节也。”

足见仓颉之时，各部落皆有契刻之法。

黄帝部落欲统一四方之部落，则以其所定之符号，与各部落相要约，而书契之式，遂由而画一。

世遂以为文字始于黄帝时之仓颉矣。

《易》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知文字之用，始于官书。

吾国幅员辽阔，种族复杂，而能抟结为一大国家者，即持文字为工具也。

仓颉时之文字，不可详考。

依许慎之说，则其时文字，止有指事、象形二种。

《说文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段玉裁注：“依类象形，谓指事、象形二者也。

指事亦所以象形也。”

“形声相益，谓形声、会意二者也。

有形则必有声，声与形相附为形声，形与形相附为会意。

其后，为仓颉以后也。

仓颉有指事、象形二者而已。”

然以韩非子说“公”

、“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