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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周代之变迁（第10页）

至春秋而其国始大。

《史记·楚世家》：“文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设官分职，虽多殊于周制，而名法往往与诸夏相同。

其人之深于学术者，如申叔之于教育，

《国语·楚语》：“庄王使士亹傅太子葴，……问于申叔时。

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

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此义焉。”

左史倚相之于史学，

《左传》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

北方士大夫殆莫之过也。

吴出太伯，固亦华裔，然至春秋，其民犹不知乘车及战陈之术。

《左传》成公七年，楚申公巫臣“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

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

寘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

吴始伐楚，……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待楚人启之，始与诸夏交通，其初之晦塞，盖可相见。

然自成公至襄公时，仅四十年，而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于《国风》、《雅》、《颂》之精义，言之无或爽者，其进步之速，又可骇焉。

以吴例越，其文化当直接得之于吴，而间接得之于楚。

范蠡、文种，皆楚人也。

《史记正义》：“范蠡，楚宛三户人。

文种，荆平王时为宛令。”

得此二人，而教士三万，君子六千，勃然而兴；而种、蠡之文章，至今炳然寰宇。

其地运之将开欤，抑文明之由人而转徙者，适逢其会也？所可疑者，楚之文化，东下而入吴、越，而其国固有之江南，转无所得。

顾栋高曰：“春秋之世，楚之经营中国，先北向而后东图，其所吞灭诸国，未尝越洞庭湖以南一步。

盖其时湖南与闽、广均为荒远之地，惟群蛮、百濮居之，无系于中国之利害，故楚也有所不争也。”

顾栋高，清代学者，生卒事迹不详。

著有《春秋大事表》。

湖湘灵气，遂不能发泄于春秋之时；是则地势之当冲要与否，实文化之关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