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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两汉之学术及文艺（第6页）

“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

《后汉书·荀悦传》：“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

后汉时虽已有卖书于肆者，疑亦只京师有之，而僻壤遐陬，仍苦无书。

《后汉书·王充传》：“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

以此之故，从师受业者，往往不远千里，或佣作执苦，以助读书之资。

其时书籍，尚多用简帛。

《汉书补注》（沈钦韩）：“刘向上《晏子》、《列子》奏，并云以杀青书可缮写。

然则其录奏者，并先杀青书简也。

《御览》六百六引《风俗通》云：“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

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先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

汗者，去其汁也。

吴、越曰杀，杀亦治也。

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

《汉书补注》，清代校勘、注解《汉书》的集大成之作。

晚清学者王先谦（1842～1917）著。

此处署沈钦韩（1775～1832，清史学家、文学家。

著有《两汉书疏证》等），疑为作者笔误。

《后汉书·吴祐传》：“父恢，为南海太守。

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

’”

后汉时，始有蔡侯纸，

《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

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

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

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

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

是实吾国文化之一大利器也。

顾传写虽便，而经籍未有定本，亦难免于讹误，于是有石经之刻。

《后汉书·蔡邕传》：“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

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

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

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注引《洛阳记》曰：“太学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

堂前《石经》四部。

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

《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