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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河流漕运及水利（第3页）

《大学衍义补》，为封建帝王而作的政治哲学著作，以补南宋哲学家真德秀《大学衍义》之缺。

明代大臣、文学家邱浚（1421～1495）著。

盖自隋炀开通济、永济二渠，虽已使南北之舟可以直达，然其运道迂远，自修武至馆陶，皆偏于西方，而临清、东昌以南之路未通也。

自元、明开此一途，而南北之运河始联络而成一线。

论者徒谓隋炀开掘运河，盖未详其始末也。

漕运之道，即通商之路。

运河开通，商业自因之发达。

观元代商贾多造大船以运货物，即可推见其概。

《元史纪事本末》：“仁宗延祜二年二月，省臣言：江南行省起运诸物，由会通河以达于都，多逾期不至。

诘其故，皆言始开河时，止许行百五十料船，近来权势之人，并富商大贾贪嗜货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驾，以致阻滞往来舟楫。

今宜于沽头、临清二处，各置小石闸一，禁约二百料以上之船不许入河，违者罪之。”

由明迄清，运漕之卒，又多带货物，以供给南北人之需要。

《明史·食货志》：“自英宗后，漕政日弛，军以耗米易私物，道售稽程。

比至，反买仓米补纳，多不足数。”

《田漕弊议》（清姚文）：“从前运道深通，督漕诸臣，只求重运如期到通，一切并不苛察。

各丁于开运时，多带南物，至通售卖，复易北货，沿途销售，即水手人等携带梨枣、蔬菜之类，亦为归邦时糊口之用。”

“又如以前商力充裕，军船回空，过淮时，往往私带盐斤。

众意以每年不过一次，不甚穷搜。”

盖商业兴而关征重，商民所运之货，必有因捐税而增加价值者。

而漕卒则夹带私货，无捐税之累，其价廉而利厚，执政者亦姑息而不问，故始则以为私弊者，继则公然承认之矣。

《明史·食货志》：“宣德四年设钞关，税商船，于是有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

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

自南京至通州，经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

吾国东南滨海，故自陆路交通外，多有海上往来者。

《日知录》（顾炎武）：“海道用师，古人盖屡行之矣。

吴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此苏州下海至山东之路；越王勾践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此浙东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此广陵下海至山东之路；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讨公孙渊，秦苻坚遣石越率骑一万，自东莱出右径袭和龙，唐太宗伐高丽，命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趋平壤，薛万彻率甲士三万自东莱渡海入鸭绿水，此山东下海至辽东之路；汉武帝遣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横海将军韩说自句章浮海击东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刘裕遣孙处、沈田子自海道袭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广东之路；隋伐陈，吴州刺史萧[imgalt=""class="i;srages092719195403.jpeg"]遣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吴，此又淮北下海至苏州也；公孙度越海攻东莱诸县，侯希逸自平卢浮海据青州，此又辽东下海而至山东也；宋李宝自江阴率舟师败金兵于胶西之石臼岛，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东也。”

战时借海道以运兵，平时亦资海舟以转饷。

《日知录》：“唐时海运之事，不详于史。

盖柳城陷没之后，至开元之初，新立治所，乃转东南之粟以饷之耳。

及其树艺已成，则不复资于转运，非若元时以此为恒制也。”

“《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三年，南蛮陷交趾，征诸道兵赴岭南。

时湘、漓溯运，功役艰难，军屯广州乏食，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言江西、湖南溯流运粮，不济军师，士卒食尽则散，此宜深虑，臣有奇计，以馈南军。

天子召见，磻石因奏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

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又引刘裕海路破卢循故事。

执政是之，以磻石为盐铁巡官，往扬子院专督海运，于是康承训之军皆不阙供。”

然其事不恒，至元始以海运为常事。

《元史纪事本末》：“（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始海运。

初，朝廷粮运仰给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流至中滦，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至京师。

又或自利津河，或由胶莱河入海，劳费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