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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之举（第9页）

的显赫政绩，回想起从前那场关于“理政得失”

的辩论，风趣地说：“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见之。”

封德彝死于贞观元年六月，倘若健在的话，不知会有何等的感想!历史事实证明，“败乱国家”

者不是魏徵，而“不识时务”

者却是封德彝。

接着，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又是丰收年成。

唐代史学家杜佑描绘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

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

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

所谓“夜不闭户”

，纯属歌功颂德之词。

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哪里有睡觉不关门的呢!但是，粮价从斗米一匹绢，跌至斗米四五钱，再跌至斗米两三钱，确是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与发展的标志。

“太平盛世”

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从客观条件来说，由于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隋王朝的反动统治，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

土地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与松动，自耕农数量相对地有所增加。

在空荒地大量存在和生产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广大农民群众重新回到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中去，以自己辛勤而沉重的劳动，直接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这就是造成唐初封建社会“太平盛世”

根本原因，充分地显示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如果没有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也就没有“贞观之治”

的盛世景况。

从主观条件来说，唐初封建统治者主动调整了土地关系。

唐太宗及其臣僚们亲眼看到了民众力量如同洪水覆没封建王朝之“舟”

，看到了隋朝覆灭的前车之鉴，因而带着畏惧覆舟的心情，把恢复与发展小农经济提到“国本”

的高度，制定了抚民以静的方针。

各种各样的经济措施，如推行均田，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兴修水利等，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

上述措施，历代封建王朝以前也曾执行，为什么唐初收效尤其显著呢?这就不能不说到唐太宗的历史功绩。

他以隋亡于扰民废业为鉴，警惕自己务必“抚民以静”

。

他曾在《金镜》这篇诏文中说：“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

决心不做殷纣之类“苦民之君”

，而要做“治民之主”

。

因此，唐太宗能切实地推行重农政策，终于取得了“贞观之治”

的成就。

以静为特征的政策措施，实质上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