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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依法治国 修订唐律（第6页）

贞观元年，唐太宗郑重地对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再生”

。

如果杀错了人，无论怎样“追悔”

，都是无法起死回生。

他建议：今后处决死囚，要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

“如此，庶免冤滥”

据说，至贞观四年，全国断死刑的仅只二十九人。

正因为唐太宗对死刑的处理较为慎重，所以有时他不轻易相信大理寺的判决。

有一次，他亲临大理寺召问被判死囚有无冤屈，一个被大理寺卿唐临判处死刑的囚犯“嘿而无言”

;而被唐临之前的法司所判的十余个被连坐的死囚，则“称冤不已”

。

唐太宗感到奇怪，忙究其原因，对方答称：“唐卿断臣，必无枉滥，所以绝意。”

唐太宗赞叹不已地说：“为狱固当若是。”

唐太宗不仅强调三次反复查核奏请的三复奏，而且自贞观五年起还作了“二日五覆奏”

的规定。

据记载，“五覆奏，自蕴古始也。”

蕴古，姓张，河内相州人。

武德九年十二月，张蕴古上《大宝箴》，博得唐太宗的嘉奖，被授予大理丞，即大理卿下属法官。

可是，后来竟死在唐太宗的盛怒之下。

事出有因。

原来，贞观五年，张蕴古有个同乡，名叫李好德，因“言涉妖妄”

，被捕入狱。

张蕴古为之辩护，说此人患有癫疯病，胡言乱语，在所难免，根据法律不该惩办。

唐太宗表示同意。

张就把皇帝的旨意，暗中通给李好德。

有人揭发张蕴古是蓄意包庇，唐太宗大怒不已，下令把张蕴古斩首于长安东市。

平心而论，从法律上说，这样的问题并不构成死罪。

怒杀张蕴古，显然是一桩错案。

不久，唐太宗“追悔”

了，深感自己办错了。

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大臣们说：对于张蕴古，“若据常律，未至极刑。”

当时盛怒之下，立即下令处死，而诸位大臣谁也没有提出异议，有关司法机关也不复核查实，这难道符合“道理”

吗?因此，唐太宗颁布诏令：“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

具体规定：处决死罪的，在京城里要二天内覆奏五次，其他诸州仍旧“三覆奏。”

贞观一代，是否都照此办理，很难说。

但是，这样规定多少可以纠正一些冤错案件，体现了唐太宗的宽仁慎刑原则。

正如李百药在《封建论》里所赞扬的：“每宪司谳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举，举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隐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