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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依法治国 修订唐律（第7页）

。

死刑审批程序的完善，在《唐律》中也得到了反映。

《唐律》规定“死囚覆奏报决”

，《疏议》解释曰：“死罪囚，若不待覆奏报下而辄行决者，流二千里。

即奏报应决者，谓奏讫报下应行决者，听三日乃行刑。

若限未满三日而行刑者，徒一年。”

擅自处决与批准后提前处决死囚，要受流刑与徒刑的严惩，不可谓不重。

这是为了防止隋末“不待奏闻，皆斩”

的弊病，本质上反映了隋末农民战争对唐初统治者的威慑作用。

禁止逼供，注重求实。

封建制度是制造冤狱的祸根，刑讯制度的严刑拷打又加剧了冤案的频繁出现。

隋初鉴于前代“有司讯考，皆以法外”

，动用种种酷刑，出现“楚毒备至，多所诬伏”

的教训，曾制定限制严刑汛囚的立法条文。

但隋文帝并没有依法办事，他在晚年已开始了严刑逼供：“上下相驱，迭行棰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

。

隋炀帝继位以后，严刑逼供更有恶性发展。

唐太宗吸取了前代刑讯拷掠，屈打成招、含冤而死的冤滥教训，健全了刑讯制度。

贞观四年十一月，他下诏令：对“罪人不得鞭背”

，以免造成死亡。

他的意志反映在《唐律·断狱律》中，首先是提倡正常审讯，“必先以情审察辞理”

，如果法官违法进行“拷讯”

，处以“杖六十”

的刑事处分，从而使“拷讯”

局限在“反覆参验犹未能决”

的一定范围之内，作为正常审讯的辅助手段。

再者，《唐律》进而对“拷讯”

也作了限制：“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

对“拷讯”

的限制，意在约束严刑逼供；“拷满不承，取保放之”

，意在防止屈打成招、酿成冤狱。

此外，还规定对法官滥用酷刑，拷掠致死者，要依法惩处：“恐迫人致死者，各从过失杀人法”

。

这些刑律都着眼于防止逼供，它是刑讯制度上的进步表现。

魏徵进而发展了《唐律》关于刑讯制度的积极方面，强调法官忠实于刑讯的事实真相。

他在著名的《理狱听谏疏》中，有一段关于“求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