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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历史观（第2页）

贞观十年以前，他对太子李承乾没有废弃之心，故他征引史籍多以嫡庶需有定分为鉴。

如贞观初，他以隋文帝废立失序导致祸乱为鉴说：“隋太子勇抚军监国，凡二十年间，固亦早有定分，杨素欺主罔上，贼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灭于天性。

逆乱之源，自此开矣。

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祸及其身，社稷寻亦覆败。”

贞观六年，他又以汉高祖曾有废立太子之举而贬之云：“孝惠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欲行废立”

。

然而，从贞观十年后的大约六七年时间内，由于唐太宗有废立太子之意，他就对历史上帝王废立失序的事件隐讳不言，而且提出了与传统的皇位嫡长继承制相戾的兄终弟及制的主张。

如贞观十二年正月，他对大臣说：“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

人之惰短，不在老幼。

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

这里虽没有直接援引历史，然而兄终弟及亦有因人传承可循。

对于汉高祖杀戮功臣，由于唐太宗不是泥古不化，也有不同的评价。

当他强调君臣共治时，就指责刘邦屠杀功臣的不端。

如贞观六年，他对侍臣说：“萧何、韩信，功业既高，萧既妄系，韩亦滥黜，自余功臣黥布之辈，惧而不安，至于反逆。”

当他限制功臣不法行为时，又为刘邦杀戮功臣辩护。

贞观八年，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尉迟敬德因座次在李道宗之下，怒殴道宗，几至伤目。

太宗以史为鉴说：“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

唐太宗曾在《金镜》里说：“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

薄赋轻徭，百姓家给，上无暴敛之征，下有讴歌之咏。

屈一身之欲，乐四海之民。

爱国之主也，乐民之君也。”

唐太宗接受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想做治民之主，乐民之君，故十分强调克己寡欲的君道史观。

贞观初，他曾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唐太宗的“存百姓”

与“正其身”

的君道观的特点是，尽量缩小君民之间的对立，强调指出两者之间互相依存的一面。

他的思想逻辑可归结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是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决于君主的自身能否克己寡欲，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最后立足于君贤。

这种观点虽然夸大了君主个人的作用；然而，它又承认君主的安危、王朝的兴亡是依存于民心的向背的。

唐太宗能自发地认识到君与民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就可缓和对立一面的矛盾的激化，把相互依存的一面作为认识历史、指导现实的君、民关系的主要方面，这是他倡导克己寡欲，以存百姓，以正其身的君道观的历史原因。

也是他在《金镜》里宣扬“为君之道，处至极之尊，以亿兆为心，以万邦为意”

的现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