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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羡归公（第2页）

他的结论是：“耗羡非州县之己资，应听分拨于大吏；提解乃万全之善策，实非为厉于属员”

。

他针对当时耗羡滥征的实际情况，讲解了耗羡归公的好处。

九卿所说看似有理，光明正大，既不增加百姓负担，又让州县官满意，其实是沽名钓誉，说得好听，而听任州县官吏滥收滥派，不讲官吏法规，不管百姓死活，如果遵照他们的意见，只能维持旧制弊端。

高成龄反驳得很有力，但他只是站在疆吏的地位，更多地着眼于这个问题上大吏与属员的关系，对实行耗羡提解的全部意义还没有透彻的认识。

雍正对高成龄的辩词很看重，于是，把它交给总理事务王大臣及九卿翰詹科道各官讨论，并要求他们“平心静气，虚公执正，确议具奏。

若有怀挟私意以及任性尚气，淆乱是非者，则于此一事，必有一二获罪之人也”

。

把他支持高成龄的态度表示出来了。

但这件事涉及内外官员的切身利益，也涉及到百官的政治观点，所以，反对之人仍然很多。

吏部右侍郎沈近思认为，耗羡归公使火耗与额征无异，不是善法，他说，“今日则正项之外更添正项，他日必至耗羡之外更添耗羡”

。

雍正问他：你做过县令，是否也收取火耗?沈答道是的，这是为养活妻儿。

雍正说你还是为一己之私，沈回说妻儿是不能不养的，否则就绝了人伦。

他的观点不外是私征有理，归公无理。

左都御史、吏部尚书朱轼也以不便于民，表示反对。

山西太原知府金汝湖时值入京引见，不同意他的上司诺敏、高成龄的主张。

雍正问他是否以地方官的私心反对耗羡提解，他回奏“臣非为地方官游说也，从来财在上不如财在下，州县为亲民之官，宁使留其有余”

，让他们知道廉耻才好。

他的意思是多给州县官一些养廉银。

山西人御史刘灿上疏也反对诺敏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诺敏感到孤立，压力很大，雍正就把刘灿调为刑部郎中，将其弟刘煜、刘题的举人革掉，免得他们在山西有碍耗羡归公的实行。

雍正看到讨论不能取得统一意见，就在雍正二年七月初六日做了实行耗羡提解政策的乾断。

他发出上谕，首先批评官员见识短浅，不懂得火耗归公的重要性。

他认为，“与其州县存火耗以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

。

雍正看得高就在这里。

州县用火耗养上司，上司就不得不对他们瞻徇容隐，致使吏治不清，实行耗羡归公，就有利于吏治澄清了。

当疆吏看清雍正态度后，遂继晋、豫二省，迅速仿行起来，并在实践中解决耗羡重和养廉银等问题。

雍正对于耗羡及耗羡率，只许减少，不许增加，“倘地方官员，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访闻，重治其罪”

。

自从耗羡提解，各省火耗率均有所变动，有的一变再变。

总的状况是耗羡率降低了，扭转了康熙统治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严重情况。

耗羡归公后，雍正规定它的用途：一是给官员的养廉银，二是弥补地方亏空；三是留作地方公用。

用以清补亏欠，主要是雍正初年的事。

如雍正元年，山西实收耗羡银四十三万两，用作补偿亏空二十万两，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各官养廉十一万两，占百分之二十六，给州县作杂费用的二万一千两，通省公费七万一千两，计九万二千两，占百分之二十一，尚余二万一千两。

各省弥补完毕或基本清楚，补偿的这笔费用就转用到官员的养廉上。

所谓“养廉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