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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羡归公（第3页）

，是给官员生活，办公补助费，以此不许他们贪污，廉洁奉公。

耗羡在州县官私征时，是没有法律规定的，但又不是合法的征收。

耗羡归公后，耗羡完全合法了，但收入不归州县官，而属省政府，这样州县官便失去一条生财之道，势必在已成正项赋税的耗羡之外再去横征暴敛。

为了防止新的贪赃不法的出现，雍正决定给州县官一部分生活、办公补助费。

过去州县官的上司靠他们送礼，他们失去了自行支配的耗羡银，无从馈赠，绝了督抚司道的财源也不行，于是也给他们补助费，这就形成了地方上各级官员的养廉银。

实行耗羡提解，等于绝了地方官的一条财路，朝廷又不增加薪俸，若不给他们另辟财源，他们是不可能廉洁奉公的。

雍正也不要官员枵腹办公，而是要他们具有合乎他们身份的经济力量。

他说，做督抚的，应该“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当用而不涉乎滥，固不可胶削以困民，亦不必矫激以沽誉，若一切公用犒赏之需，至于拮据窘乏，殊失封疆之体，非朕意也”

。

因此耗羡提解同时，“恐各官无以养廉，以致苛索于百姓，故于耗羡中酌定数目，以为日用之资”

。

地方官的问题解决了，京官的俸禄之低就更突出了，不予解决，地方官仍要向他们送礼。

雍正顾虑及此，雍正六年（1728）下令，给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侍郎发双俸，新增的这一份叫“恩俸”

。

兼管部务的大学士也得双份俸银和俸米。

汉人小京官，原先每年支领俸米十二石，大多不够家属口食。

雍正三年（1725），雍正令按照汉官俸银数目给米，免得花大价钱到市场购买，后又命给他们加俸银俸米。

耗羡银也用作地方上的办公费，在山西初行时就有所明确了，高成龄说提解的耗羡银除用于养廉外，“通省遇有不得已之费，即可支应”

。

杨宗仁提解火耗，也以用它“充一切公事之费”

为目的之一。

雍正批准耗羡归公，对于耗羡银的用途，概括为“将经年费用之款项，衙门事务之繁简，议定公费，派给养廉，俾公事私用，咸足取资”

。

即把地方政府的办公费列为重要开支。

杨宗仁在湖广，开始是提取耗羡银的百分之二十作为衙门办公经费，后来增加，改提百分之三十。

山东巡抚以正税的百分之一作为地方经费，把这笔钱从耗羡银中提出，“以为公费之用”

。

田文镜在河南也实行这样的办法，河南每年实征钱粮银三百一十四万余两，按百分之一计算，为银三万一千多两，从耗羡银中提出这个数目的银子，按官职分给各官作办公费。

如直隶州知州三百两，大州县二百四十两，中州县二百两，小州县一百八十两，巡检八十两。

河南信阳州衙门，除知州有公费银二百四十两外，还有地丁、黄腊、河银、漕粮等项解费银。

《清朝文献通考》关于实行提解火耗写道“有司之养廉于此酌拨，地方之公用于此动支”

，由此可见，耗羡银用作地方公费的事实。

耗羡银按地丁税的一定比例征收，地丁银基本上是固定的，耗羡银因而也是固定的。

官员的养廉银和衙门的办公用银，是根据该地方事务的繁简状况确定的，即依照需要确定的，一般也不再变化。

这就是说，地方政府除去上交国库的钱粮，自行的收入和使用都是固定化了的，基本上保持收支平衡。

养廉银制度实行之前，地方官中的下属对上司，按规定馈送礼金，若上司身兼数任，就应奉送几份礼物，由此可见，此种陋规之弊极其严重。

雍正元年（1723），山东巡抚黄炳奏报他所主管的衙门，以前每年收规礼银十一万两，其中节礼，寿礼银六万两，丁、地规礼银一万余两，两司羡余银三万两，驿道、粮道规礼银各二千两，盐道及盐商规礼银各三千两。

黄炳曾任按察使六年，收盐商规礼银三万两。

巡抚一年的规礼，要比后来实行的养廉银多好几倍，按察使所受盐商规礼一项，就占到养廉银的二分之一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