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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羡归公（第4页）

雍正即位后，着手革除这一弊病，元年发出上谕，禁止钦差接受地方官馈赠，督抚也不得以此向州县摊派。

随着耗羡提解的广泛实行，陋规渐渐地被取缔了。

这方面，河南巡抚做的比较突出。

石文焯在计议耗羡归公时，考虑到若规礼不除，州县官还会在耗羡外再行加派，以奉献上司，为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就将巡抚衙门“所有司道规例，府州县节礼，及通省上下各衙门一切节寿规礼，尽行革除”

。

田文镜继任后，更能以身作则，不收规礼：“家人吏役约束颇严，门包小费一概谢绝”

。

河南有一些特产，如开封府的绫、绵、绸、手帕、西瓜，归德府的木瓜、牡丹、永枣、岗榴，怀庆的地黄、山药、竹器，汝南府的光鸭、固鹅、西绢，平原州县的麦豆，水田州县的大米，附山州县的木炭、兽皮、野鸡、鹿、兔等类，上司强令该地方官交纳，成为土例。

而田文镜一概不收，严行禁止地方官交送。

有些官员对陈规陋习不忍放弃，一经举扳，雍正就严加处理。

雍正五年（1727），巡察御史博济到江南，勒索驿站规礼，江南总督范时绎即行参奏，雍正将博济革职，交当地大员严审具奏。

山东蒲台知县朱成元在任多年，一直给巡抚、布按两司各官送礼，并有册簿进行登记。

雍正六年（1728）被人揭发，雍正命河东总督田文镜、署山东巡抚岳潜对朱成元及受礼的前巡抚黄炳及博尔多、余甸等人进行审讯。

当时山东的规礼仍很严重，州县官进谒上司一次，巡抚衙门索门包十六两，布政使、按察使两使八两，粮道十二两，驿道和巡道各五两，本府州十六两，同知、通判三四两。

解地丁钱粮，则有鞘费、部费、敲平、饭食、验色、红簿、挂牌、草簿、寄鞘、劈鞘、大门、二门、内栅、外栅、巡风、付子、实收、投批、投文、茶房等名色。

这样每解银一千两，共约需三十两的杂费银。

田文镜深知“欲禁州县之加耗加派，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陋规”

，就采取严行整饬的态度。

雍正对此很满意，命他好好实行。

雍正又通令全国，严禁授受规礼：“倘有再私受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重治罪”

。

在遏制地方陋规的同时，雍正加强对中央官员的约束。

原来地方官向户部交纳钱粮，每一千两税银，加送余平银二十五两，饭银七两。

雍正于即位之初，下令减去余平的十分之一。

耗羡提解实行后，总理户部三库事务的允祥建议取消收纳钱粮时的加平银和加色银，不许地方解送官员短交或以潮银抵充足色纹银，不许库官通同作弊，侵蚀私分，得到雍正的批准。

雍正八年（1730），雍正明确规定，平余银、饭银均减半收纳。

其他衙门也有部费，如题奏事件，不给部费，就不能了结，甚至新设立的会考府，本是清理钱粮的，也有地方大吏用比部费加倍的银钱进行打点，雍正于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谕告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严加禁止。

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本来就意味着取消陋规，但是官僚总不想放弃这项财源，力图维持它，所以反对陋规的斗争便于此时开始了。

雍正实行耗羡提解，使原先被侵蚀的税赋，用本来为地方官私有的耗羡加以补偿；确定养廉银制度，希图防止以后再发生侵吞，保证国课不致短缺；控制火耗率，禁止地方官恣意加派，也保障百姓完纳正税。

所以这项制度的精神是为保证清朝政府的赋税收入，做到国库充盈。

耗羡归公、清查亏空、养廉银三事同时进行，它使恣意加派、授受规礼、贪婪勒索败坏吏治的恶劣风习有所改变。

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使地方政府的正税和附加税都制度化了，支出按预计的进行，是朝廷在财政管理上的进步。

耗羡提解后的耗羡量，大多数地区比州县私征时减少了，这对百姓自然有好处。

乾隆初年内阁学士钱陈群说：“初定耗羡，视从前听州县自征之数有减无增。

奉行以来，吏治肃清，民亦安业”

。

这样说不免有溢美之词，然亦反映耗羡归公确实有益于民生。

上述种种说明，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表面上肯定了封建政府的加派，实质上有益于整顿吏治，相对减轻人民的负担，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