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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役改革（第2页）

因此随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行，必颇寻求落实人丁丁银的具体办法。

御史董之燧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敏锐地感到这个问题，从而建议把丁银总数统计清楚，平均摊入到田亩中，按亩征收。

户部讨论了他的建议，认为那样改变丁、粮分别征收的老办法，变化太大，不能实行，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又不能不解决，就让广东和四川两省试行。

于是四川实行“以粮载丁”

的办法，于征粮赋中带收丁银。

广东丁银按地亩分摊。

大约在这时，河南的太康、汝阳等十一州县也实行“丁随地派”

，浙江常山知县张德纯编审时“均丁于地”

，收到“民困以苏”

的效果。

即使到这时，持反对意见的仍很多，福州人李光坡可谓代表了。

该地官员议论实行按田派丁，李光坡极不赞成，他除具有邱家穗的观点，又认为滋生人丁永不加派政策使丁银固定，官吏不能放富差贫了，若按田亩派丁，各地亩积大小不同，做不到平均，若依田粮派丁，则税粮有轻重不同，又不能不出现偏枯。

他还认为丁并于粮，实行久了，或者会以为有粮赋而没有丁银，会添设丁课，形成加赋的大害。

撇开他的顽固态度不讲，他提出了实行丁并于粮可能碰到的问题。

终康熙之世，改变役法与维持旧法的两种主张争执不下，把事情拖了下来。

雍正即位后，就面临着这个棘手的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触及这个问题的是山东巡抚黄炳。

他在雍正元年（1723）六月奏请按地摊丁，以苏民困。

他与曾王孙、盛枫等人有所不同，身任封疆大吏，更感到丁、粮分征下贫民逃亡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有地则纳丁银，无地则去丁银，使贫富负担均平才是善政，因而主张丁银摊入地亩征收。

雍正则认为"摊丁之议，关系甚重"，不是可以轻率决定的，不但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反而责备他“冒昧渎陈”

，告诉他把一省的刑名钱谷办理好是正事，这时谈改革是事外越例搜求。

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以有益于贫民为理由，奏请摊丁入粮，他深知有力之家不乐意这样办，可能会出来阻挠，而户部只知按陈规办事，也不会同意，因此要求雍正乾纲独断，批准他实行。

雍正不再像对待黄炳那样，把他的奏章交户部讨论，同时指示“此事尚可稍缓，更张成例，似宜于丰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时，以便熟筹利弊，期尽善尽美之效”

。

他把丁归田粮视为要事，主张慎重处理，筹谋善策，倒不是反对改革。

九月，户部议复，同意李维钧的建议。

雍正还不放心，命九卿詹事科道共议，诸臣提出几个问题，一是与李光坡所见相同，亩有大小，按亩分摊，并不平均；二是有人卖田，必先卖去好田，剩下次田，再完丁银就有困难；三是有人卖田而代买主纳钱粮，这就还要代纳丁银。

就此，雍正指命李维钧详细规划此事，一定做到对国课无损、对穷黎有益，让人挑不出毛病来。

李维钧回奏准备把地亩分为上中下三等，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不至于好坏地负担不均。

雍正称赞他“筹度极当”

，准许他在雍正二年（1724）开始实行。

但是李维钧害怕雍正反悔，于十一月又奏称他遭到“权势嫌怨”

，感到孤立。

雍正知是为己而发，告诉他“蓦直做去，坦然勿虑，若信不得自己，即信不得朕矣。

朕之耳目岂易为人荧惑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