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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积欠（第2页）

安徽凤阳府有十万两旧欠，知府朱鸿绪分清哪些是胥吏地棍的包揽侵蚀，哪些是民间欠粮，分别立出清偿办法，二年内补交完毕。

雍正对他大加表扬，以之谕令各省督抚抓紧清理积欠。

湖北积欠二十万两，雍正七年（1729）以前输纳了九万两，但沔阳一州，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雍正五年（1727）竟欠八万余两。

其中百分之四十是绅衿包揽的，百分之四十为衙役侵蚀的，其余百分之二十由民户拖欠。

从各地清理积欠的实际情形看，它的对象，包括侵占钱粮的官员，包揽钱粮的胥吏和绅衿，拖欠赋税的有田民户。

这欠粮的田户，成员复杂，有绅衿，有中小地主，有自耕农民，还有只有极少量土地的半自耕的农民。

所以清欠的对象归纳起来，是官吏、绅衿（包括大地主）、中小地主和一般农民四种人。

如果用当时的概念，没有特权的中小地主也是平民，则是官吏、绅衿、平民三方面的人。

雍正指示清欠要分清侵欺、包揽、民欠三种类型，要区分这三种人犯法的情况，以便区别对待。

他说清理积欠，是因“地方贪官污吏及不法衿棍借民欠之名，恣意侵蚀，蠹国累民，为害甚巨，不得不清厘惩治”

。

雍正之意是说把打击重点放在贪官劣衿上，表面上看，好像不涉及平民，其实，这是他有意的隐讳。

各地逋欠，一半以上，或大部分属于民欠，雍正视清欠事重，其目的就是为追索民间欠粮。

可以这样认为：清欠是雍正向官吏、绅衿、平民三方面四种人全面出击，而以平民为重点对象。

雍正在实行分年带征积欠政策时，搞了一些蠲免，用带征来的税银蠲去当年应征的一部分款项，表示出他清欠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要扫除官吏、绅衿、平民的不法行为，移风易俗，希望形成优良的吏治和士风、民俗。

其实，要钱和移风易俗两方面的目的他是兼有的，并取得了同样的效果。

他强调经济要清，在实践上有重要意义。

各方面先清补，使违法者知道警戒，避免以后再犯。

补交了欠赋，然后又得到免交一部分赋税的好处，可以过得去，这样就便于历年带征的顺利进行。

清理逋赋，使一部分绅士和富人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打击。

一些人以出卖田产来清偿积欠，此后要按时交纳新的钱粮，还要承担摊入田亩的丁银。

他们因而感到田地负担重，买田出租并不那么划算，于是，对土地兼并的热情有所衰减。

在清欠搞得激烈的江南地区，这种现象表现的最为明显。

一些人抛售土地，而且价格很低。

据钱泳的《履园丛话》中载顺治初良田二三两一亩，康熙间涨到四五两，雍正中恢复顺治初的价值，到乾隆初年田价渐涨，乾隆中期就增至七八两甚至十两以上了。

清代田价没有直线上升，也就是放慢了土地兼并的速度，这同雍正的赋税政策有很大关系。

绅民为了逃避赋税，于是便开始隐瞒田产。

这自然也逃不过雍正的眼睛，而且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雍正二年（1724），他批准田文镜提出的自首隐田政策，在河南推行。

田文镜的办法是允许民间自首，隐田当年交纳钱粮，已往所隐，不论年头久近，不再追征；对官吏失于查考，亦不究参。

以便他们安心承办首隐事务。

这个政策的执行，当年就见成效，清出隐地二千五百多顷，应征钱粮六千四百余两，实收了四千四百多两。

田文镜对执行不力的官员严加惩处，如唐县有官隐地五百七十余顷，知县关陈父不行造报，田文镜遂将其揭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