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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书述作（第2页）

“起居注”

的书写，一月一清，第二年年初要把头一年的缮清定稿，因此，雍正九年

（1731）完成的《上谕内阁》部分，都出于前七年的《起居注》之后。

《清世宗实录》成书于乾隆六年（1741），与《上谕内阁》中雍正八年（1730）以后部分完成的时间恰相一致。

将这三部分加以对照，发现《上谕内阁》与《实录》两见的文字，从雍正八年起，几乎完全相同，这本是乾隆间同时搞的，也是互抄的，相同就是很自然的了。

但是《上谕内阁》前七年部分与《起居注》两见的文字则有一些不同。

如元年四月二十日向大学士九卿谕朋党之弊，“起居注”

云：

……一结朋党，两党必致一伤。

皇考执中宥物，各与保全，不曾戮及一人。

尔诸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尔等若以蒙皇考宽大，幸免罪愆，仍蹈前辙，**朕之无知弟侄，不改恶习，徒致杀身灭族，有何益处，昏昧极矣。

《上谕内阁》则称：

……两相结党，必致一伤。

唯我皇考允厥执中，至仁至宥，各与保全，不曾戮及一人。

尔诸大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尔等若以向蒙皇考宽大，幸免罪愆，仍蹈前辙，**朕之无知弟侄，必致杀身覆族。

昏昧极矣。

由此可见，《起居注》记载最接近雍正原话，《上谕内阁》则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更动，以便文气流畅，而在意思上没有什么两样。

还有一些改动就不同于此了，如“起居注”

雍正二年（1724）五月二十七日记雍正指斥允裸朋党，原文是：

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特为此（指朋党）耳。

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必至杀人，杀戮显著，则众心离失，伊便可以希图侥幸成事，虽然伊不过作此妄想耳。

……即今党羽之人尚犹末息，譬如抄没石文桂家产时，大学士马齐不知从何得信，于先一日晚间通知将各样物件俱皆藏匿。

《上谕内阁》则记为：

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

今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多行杀戮，使众心离散，希图挠乱国家耳。

《上谕内阁》只说允裸等人结党“希图扰乱国家”

的罪责，比《起居注》说的“希图侥幸成事”

轻得多。

同时把对马齐的那段指责删掉了。

为了疏通文字而发生的改变，没有多大关系，变更意思的改动是说明认识上发生了变化，又要维护皇帝的威信，而作出的骗人之举。

总之，就改动情况而言，文字上居多，在涉及某些人物和事件评价时，有的作了变动，但并非变异原貌，而是局部的变化。

《上谕内阁》前七年部分与《实录》两见的文字，后者又对前者作了一些变异，其情形大体上与《上谕内阁》对《起居注》的改变相同。

所以从史料价值上看，《起居注》最高，《上谕内阁》其次，而《实录》最差。

雍正在汇编《上谕内阁》时，命允禄编辑关于八旗事务的谕旨，允禄也于雍正九年（1731）完成，命名为《上谕八旗》。

《朱批谕旨》:

有人认为《上谕内阁》“名为臣工所缮录，实与御札手敕无以异”

。

事实上，《上谕内阁》与雍正手书的《朱批谕旨》毕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