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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安民治民维护皇权（第3页）

。

编查棚民法令下达时间一长，地方官和担保的山主，地主就忽视它了，而雍正结记不忘，死前的上个月，还发出上谕，要求“督抚等转饬有司实力奉行，毋或怠惰，倘有不遵，即行严惩，从重议处，若督抚失于觉察，朕访闻亦必加以严谴”

。

雍正在位期间，始终大力推行保甲法（包括棚民编查），企图使人民俯首帖耳，任其摆布。

实行孝道，历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做人的根本。

顺治、康熙两朝撰述《孝经衍义》，康熙四十一年以前，会试第二场的论题，就从《孝经》选出，以后因着力提倡宋儒理学，改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等书中出题。

雍正即位，强调“孝为百行之首”

，重视《孝经》，命从元年恩科会试起，仍用《孝经》命题，“庶士子咸知诵习，而民间亦敦本励行，即移孝作忠之道胥由此乎”

。

其旨是令人懂得孝道，在家做孝子，而这种人到了社会上，无论是做官为民，必能竭尽本分，忠实于朝廷。

所以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

雍正把它概括为“移孝作忠”

，更说明封建统治者极为提倡孝道，终极目的是要臣民忠君做顺民。

雍正围绕这个目标，更自觉地、大力地倡导孝道和与它相联系的宗族制度，实行以孝治天下的方针、政策。

孝道实行于家庭，家庭又是宗族成员，崇孝道，必然重宗族。

雍正在《圣谕广训》第一条讲解了敦孝弟之后，就在第二条说明“笃宗族以昭雍睦”

。

他把兴建祠堂、设立宗族学校、添置族产、纂修谱牒四事，当作维持宗族制度的要务。

在清代，一部分家族设立宗祠，有的大族还另立支祠，祠堂设有族长，大祠堂还有其他管理人员。

祠堂的职责名义上是管理祭祀，实际是统治族人的机构。

雍正为了强化它的职权，于雍正四年（1726）下令在宗族设立族正，“察族之贤不肖”

，即考察族内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封建的道德标准，表彰遵守模范，谴责它的破坏者。

族长的选择，是宗族内自主的事情，他主持族政，政府一般给予支持。

族正，由政府指定，代表官方，加重了宗祠的权力。

雍正五年（1727），雍正更改与祠堂相关联律例，他指示经官惩治而不悔改的人，准许祠堂告官，可以将他流徙远方，以为宗族除害；若祠堂私自以族规处治，以致身死，可免执行人的抵罪。

经过九卿讨论，根据他的指示精神，拟定了相关的律例。

司法权原只在政府手中，这一变更，使祠堂也拥有了惩治族人的某种司法权，族长的权力加大了。

雍正企图用宗族权力辅佐政权，使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维护满清的统治。

但是这种改变，破坏了政府司法权的完整性，造成政府与宗族的矛盾。

因而族正和处理族人司法权的律例能否长期存在，就成了问题。

乾隆初年，乾隆皇帝把族正给否定了，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新设立。

雍正十年（1732），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张照奏称：读《圣谕广训》有“置义田以赡贫乏”

之教，其祖张淇用己田一千亩作为义田，养赡同族的贫民，现今请求皇上允许立案，在政府注册，载入县志，该项土地不许别人侵占，即使张淇子孙亦不得出卖，他人亦不许私买，违者照律治罪。

如此则该项田产可以长久保持，以利解决贫宗的生活问题。

雍正见是响应他的号召，高兴地允许立册存案，并说“张淇以已田作为公产赡养宗党，其敦本厚族之谊可嘉”

，应当表彰他这种义举。